(采访人员及时间:李明辉,2012年3月14日)
姓名及出生年月:吕振国,男,1924年11月
部队番号:黄埔19期特科-防化兵。
地址:阜阳
没毕业即上战场
1938年11月,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黄埔军校迁抵成都,参加了培养抗日官兵的大本营,各期毕业生一律开赴抗日前线参加战斗。(1935年,国民政府为培养和训练内陆各部队的各级军官,决定在西部军事力量最强的川军所在地成都设立黄埔军校成都分校,于是将荒废已久的四川陆军小学堂的旧址改建为成都分校,并以川、黔部队的初级军官为招收对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黄埔军校本部奉命西迁成都,与原成都分校合并,组成了黄埔成都本校,以成都北较场为军校本部,在西较场、南较场、东较场、青羊宫、草堂和新都宝光寺等地分设兵营。) 1943年11月至12月,日军为牵制中国军队对云南的反攻,并掠夺战略物资,打击中国军队的士气,出动约9万人攻占湖南常德,并且在战场上广泛使用生化武器,国民党(可否改为中国)军队损失惨重。 1941年,我17岁,在原阜阳县中(今阜阳三中)读书。适逢黄埔军校伍生团(正式入校前要在此进行短训)招生,我报名参加考试。3天后发榜,全县一共招了大约30人,我榜上有名。 2天后,我们从白衣楼(今南门附近)出发,步行前往湖北均县草甸。途径临泉、河南,10多天后到达目的地——位于武当山脚下的军事训练基地。到地方,我穿上了军服,正式加入了国民党(国民革命军)。 训练期间,抗战正激烈,又值河南、湖北等地大灾荒,日子很艰苦。伙食只有玉米面饼,4个人分一小盆清水一样的汤。跟我一起去的阜阳新生,因为吃不了苦,有一半跑回了家里。 一年后,我来到黄埔军校四川沪州纳溪校区,进入19期特科独立3大队(相当于一个营),学习化学战,包括防毒、放毒和消毒等等。那是1942到1943年间,抗战进入了最惨烈的阶段。我们身在学校,心却在外面,每每听到战场上的最新情况,就心潮澎湃,想提前毕业上战场。(成都本部第十九期:本期于1941年后由各大城市分区招生,并派人去日伪敌占区招收优秀青年,学员陆续于1942年春来校,5月中旬正式成立本期第二总队于草堂寺,12月25日开始入伍训练。翌年3月分科,复有本期第一总队的产生,仍驻草堂寺,只有步科总队后又因适应需要编为炮兵2个队,计有9个队,有学员共998名。第二总队为特科总队,计有骑兵1个队,炮兵3个队,工兵2个队,辎重、通信各1个队,有学员共902名,驻西较场,于同年12月升学。到1945年春反攻日军前夕,因前线急需干部,本期学员均提前于4月初将全部课程考试完毕,4月4日举行毕业典礼。全期前后在校受训时间两年零4个月。本期共有毕业生1900名。) 终于,机会来了。1943年11月初,常德会战打响。日军广泛使用生化武器,国民党(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为支援前线,黄埔军校抽调部分防化生前往战场,我就是其中一位。 手臂上的“抗战勋章” 89岁的吕振国撸起袖子,他的左臂上,有一道深深的伤痕。“这就是那场战役留下的。”吕老说。 1943年的常德会战,日军使用了芥子气等生化武器,中国军民伤亡约6万人。吕振国的手臂就是在抢救伤员时受了伤,留下一个抹不去的疤痕。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在梦里依然会回到当年的战场——日军的飞机在头顶狂轰乱炸,毒气弥漫,尸横遍地。 ‘在常德战场上,虽然我还是个学生,但作为防化兵,享受军官待遇。我的工作是组织部队官兵学习防毒、消毒和救护知识。路口通常是敌军的放毒目标,我就地取材,指挥士兵用石灰和上水,浇在路口处,石灰水与毒气发生化学反应,能起到防毒作用。
‘在战场上十几天,每一天都如身处地狱。我没有感到害怕,(事实上,真到了战场上,很多人都忘记了恐惧。)但我会痛苦,会流泪,尤其是在抢救伤员时,看着日军的飞机依然在不远处狂轰乱炸,我感受到一种无处发泄的愤慨:因为武器落后,我们只能挨打,不能还手。
有一次,一枚炸弹在离我约20米远的地方落地,巨大的气流掀飞了我的钢帽。还有一次,我在抢救伤员时,一枚炸弹里冒出的芥子气流到了我的左臂上,立即起了水泡,水泡破了以后,里面的水流到哪里就烂到哪里。我给自己做了简单的清洗和消毒,从此左臂上就留下了一个抹不去的疤痕。
‘相比那些普通的战士,我是幸运的。因为战场上条件有限,只有排长以上级别的军官才给配发防毒面具。我有时要穿上全套的防毒衣物,密不透风,大汗淋漓,最多坚持两三个小时。
那时,日军在正面战场使用的化学毒气有二三十种,有能让人流泪不止,丧失战斗力的,也有杀伤力极大,能令人窒息的。在这种残忍的武器下,不少战士牺牲了。我亲眼所见,有的战士因为毒气变得面目全非。
毕业时获赠“成仁剑”
常德会战结束后,吕振国回到四川的学校,同去战场的同学,没有一个身上不带着伤。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次年元月,吕振国从黄埔军校毕业。毕业典礼上,他见到了校长蒋介石,并获赠一把被称为“成仁剑”的短剑。蒋介石在毕业致辞中说:“不成功便成仁。”
从17岁离家到22岁军校毕业,整整5年,我没有回过家,跟家人全靠写信保持联系。
在湖北伍生团受训期间,因为条件艰苦,我很少写信。即便写,也总在信里说:这边一切都好,勿牵挂。此外,在每一封信的最后,我都要问母亲好。
到四川以后,家里来信说“母亲的病好透了”。我的心里有了不祥的预感。在下一封家书中,他们告诉了我真相:我去湖北没几个月,母亲听回去的同乡说伍生团里生活很苦,因为挂念我,她一病不起,很快去世了。没见到母亲最后一面,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讲到这,吕振国顿了顿,眼睛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闪烁。)
1946年元月,我从黄埔军校毕业。毕业典礼上,蒋介石作为校长致辞。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不成功便成仁”。学校给每一名毕业生发了一把随身短剑,剑柄上刻有“蒋中正赠”字样,被称为“中正剑”,也有人称之为“成仁剑”。
1950年入解放军170师当教导员,训练班、排长,下半年失去部队信任后吕振国回家随父亲打铁。
生活情况:有退休工资(1500元每月),育有5个小孩,同老伴住在一起,老人身体还可以,但感冒不断。
(感谢阜阳志愿者团队采访并提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