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迹分享

       （采访人员及时间：浙江林华强，2012年11月27日）
       姓名及出生年月：郭振卿，男，1919年8月31日
       部队番号：航空机械学校第三期，空军军官学校13期，黄埔第16期步科，龙潞游击支队， 远征军长官部直属总队先遣军
       地址：临海市白云路（临海市永丰镇（原更楼乡）上郭村）
       1937年春，我18岁的时候，在临海回浦中学春季班初中毕业。1937年3月26日在南京考入航空机械学校第三期机械班飞机组。当时同去的还有另外一个同学，叫吴省民（5年前去世），我们从临海坐船到上海，再坐火车到南京，在南京考试院参加考试。航空机械学校体格检查很严格，身高必须160公分以上，体重120磅以上（1磅等于0.914斤），吴省民因体重（175公分高，90磅）不相称被淘汰。考试科目有6科，分别是：中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三民主义。航空机械学校前二期都有临海回浦中学学生考入该校，记得名字的还有第二期的陈广良和第二期的陈贤知。这些同学反馈来信息说俄国需要大量的机械仕，中国更紧缺，于是我们便相约去报考，报考学校来回的路费都是自理的。航空机械学校校址在南昌从化门外老营盘（离南昌约5公里处），该校本来要学习三年，因抗战而提前毕业，我们这一期读了一年就毕业了，前二期和我们一起毕业，每期有学生150人，第三期也是150个人，教官都是黄埔军校出身。第三期共三个区队9个班，每区队50人，每班16或17人，具体科目有四科：发动机组、飞机组、军械组、通讯组。我在飞机组，主要学习修飞机外壳、飞机翅膀等。
       1937年8月14日日本人飞机轰炸南昌后，轰炸那天，我抬头看见6架日本飞机在上空投弹。为了躲避轰炸，航空机械学校准备迁往成都武侯祠。1937年8月15日坐船到四川宜宾，我们飞机组滞留在重庆广阳坝继续学习（另外三个组的同学到成都武侯祠），那里有飞机场，我在那里学习飞机修造，那里的教官都是留学意大利回来的学生。1938年3月毕业，分到南昌飞机制造厂（前身中意飞机制造厂），该飞机场在1937年8月14日被日本人的飞机场轰炸得很惨，房子都没有轰炸倒，拆又拆不掉。刚毕业待分配时，正好空军军官学校第13期到重庆招生，我积极报名，要求高中毕业或同等高中学历的才可以报名，当时报名的人很多，体检合格的却没有几个人，1万左右人报名考试，通过的只有11人，13期在重庆只招了11人，我也是其中一个。考试后，我到南昌飞机制造厂工作，那时还不知道自己被录取了的。1938年8月中旬，录取通知来了，叫我8月26日到位于广西柳州沙坪坝的第6分校入伍报到，在那里代训。我从南昌坐火车到株州、衡阳，再坐汽车到王沙河渡口、桂林、柳州，最后到达沙坪坝。报到后，我被编入航机营入伍生营第一连第一区队第一班，训练三个月，该年年底结束。航机营入伍生营总共就一个营，营长孙哲苍（浙江临海北岸人），第二连连长何目远（临海人，黄埔8期），第一连连长孙函海（8期，河南人），一区队长：吴雄（6期），二区队长金宝民（6期，浙江浦江人），三区队长樊桧柏（6期）。黄埔军校毕业的6期生是最臭的，升的很慢。
　　 　1938年底训练期满，于1939年1月份调到位于昆明干海子的第5分校步科16期受军官训练，也是代训。干海子在五华山脚，训练地点不在学校里，而是离昆明10公里远的地方，黑林铺山上的筇竹寺内。
       1939年年底毕业，我的毕业成绩相当好，全校第三名，学校领导和教官都很喜欢我。当时本科生需要学习3年，训练内容有步兵操典，野外勤务等，数理化也学，但只是走走过场。毕业后，于1940年1月份到空军军官学校第13期报到，校址在昆明巫家坝，校长蒋介石，教育长王叔铭（西安事变时开飞机营救过蒋，蒋很重用他，任用他为教育长）。1940年8月份我被技术停飞，说我驾驶技术不过关，当时也真倒霉，和12期降下来的李方础睡在一间，李方础是个有名的呼噜王，呼噜打的我根本睡不安稳，训练时老打不起精神。那时每天4点起床，5点到机场，6点起飞。被技术停飞后，我们好多人一起被下放到空军学习班，这个学习班相当于转业班，即空军转到陆军或者继续读书。一个月后，我四处走动关系，回到第5分校担任教官。因我毕业成绩是全校第三名，主任、副主任都欢迎我回校，他们说我的操作动作、学科都是很标准的，所以破天荒的让我担任17期步科第6队少尉政治指导员，兼17期炮科队政治指导员，挂中尉军衔，别的政治指导员都是上尉。主要负责填学生履历表，讲解战争形势，班内工作等。1年后17期毕业，又担任18期步科第5队区队长（中尉），三个月左右，听说中国远征军远征缅甸，非常向往。又得知同是台州老乡的林尉是远征军参谋团团长，也想出国远征，就向军校请长假，结果没批准。但我不管了，偷偷出发，坐军车两天一夜到达龙陵，那全是石子路，满天灰尘。没想到那时远征军已经惨败，腾冲、龙陵也已沦陷。我被困在龙陵，回不了家。1942年4月，朱嘉锡领导的龙潞游击支队正着手组建，我在同学的介绍下也报名加入，司令部在龙陵平戛。刚刚成立时，整个支队连我就只有17个人，17支枪，支队长朱嘉锡少将，副支队长常绍群（贵州人），我为少校参谋，担任作战科科长（第一科），5分校16期毕业的林荣庆（广东人）任情报科科长（第二科长），也是少校，军衔都是自封的。其实朱嘉锡是为了救母亲而成立游击队，他母亲住在龙陵沦陷区内的象达，他卖了一家店铺，17万，父亲朱晓东是龙云第一师师长，属于昆明行营。
　　　 1942年1月份龙陵沦陷，1942年4月份成立龙潞游击队，相当于一个加强团，副支队长常绍群到鹤（庆）丽（江）剑（川）地区招收了一支土匪部队，头目为号称“小霸王”的王振武。他们经常扰乱民众，民众苦不敢言，喽罗有1000多人，集中武装能作战的有300多人，朱嘉锡委任王振武为第一大队大队长，我为辅导员，专门训练土匪部队。我使用的是哥尔德手枪，有50发子弹，也有望远境。土匪部队号称三枪将：大烟枪、水烟枪、步枪三枪不离身，大部分人都吃鸦片，四处去敲竹杠。游击队主要作战方法是扰乱日本人，你进我退，你退我进，偷袭运输队，埋地雷等。
　　　 1942年11月左右，游击队准备攻打龙陵，过天宁寺，第一天黄昏行军到北阴山，天黑了，就驻扎在山上。当地老百姓非常热情，杀猪杀羊给我们吃，远征军遗留下的旧枪也给我们使用，他们送来一挺马克沁重机枪、几挺卧槽轻机枪和捷克机枪，这些武器只有我会使用，我逐把教会他们使用。当时汉奸很多，我们刚到，就有汉奸通报信息给日本人，说我们要偷袭他们。游击队在几里外放出去步哨，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日本人派出一支几百人的队伍，到达北阴山脚，我们刚准备吃早饭，前面步哨连放三枪，平时只放一枪的，我知道军情紧急，马上对弟兄们说：赶紧用毛巾包好肉和米饭，卷起来，塞兜里带到阵地去吃。我们都匍匐在山头上，卫士班班长郭国栋（当地人），刚刚学会使用卧槽轻机枪，看见山脚下的日本人正围在一起，他匍匐在地上，50发子弹，连续打了二十几发，我用望远境看见日本人一下子倒下十几个人，但是郭班长马上被日本人击中目标，当场死亡，机枪也拉不回来。冲过去拿枪就被射杀，后来还是用绳子抛过去才拉回来的。
　　　 我们在西边，日本人在东边，我用望远镜观看，日本人发现了我，知道我是指挥官，马上6发60小钢炮（迫击炮）在我身边炸响，子弹在我身边忽啸而过，我躲在一个坟矿里面，庆幸没有受伤，这个土匪部队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场面，一听枪炮声就提枪逃跑了，我也没法指挥他们，只有第三中队（队长李道成，四川人）在我身边，没有逃跑。
　　　 王振武他们跑回龙陵，我带着李道成中队一起撤到腾冲（大概35个人）。那里有一条公路叫腾龙公路，我们便在腾冲发展根据地，当地人都叫我参谋长。到第二次远征军组成时，我们重新成立了一个总队，常绍群任总队长，副支队只记得姓苏，山东人，我是参谋长。一个总队分三个支队，第一支队长萧光品，战斗力最强，16期毕业，流氓出身，后犯军法，有2大罪状，第一强奸妇女，第二抢劫土司，破坏民族团结，1944年被198师枪毙。第二支队长杨伯舜，浙江浦江人，黄埔6期生，孙立人老部下，在孙手下当过连长，远征军失败后，和部队失去联系。三支队长周文江（宪兵连班长出身），在潞西。
　　　 由于我们这个总队是自己封号的，没有正式番号，叫不响，常绍群想找关系给队伍弄一个番号，便派我过江，找第二梯队远征军长官部要番号（驻地在楚雄，反攻腾冲龙陵时，司令部移到宝山大板桥城隍庙），司令部司令陈诚。在楚雄，很幸运碰到航空学校时的区队长董新觉（长沙人，洛阳分校一期毕业）。我当时挂上校军衔，董新觉在长官部第二科任缉查组组长（中校），我把此行目的跟他说了后，并把前方敌情，56师团48联队驻扎在腾冲、龙陵一带，潞江对面日本人不设防，潞江上游，麻栗坡有日本人驻扎，日军驻军的数字、地点等汇报了一下。董非常高兴，他们正缺少前方敌情资料，于是将我说的情况以及想要个番号的要求向长官部汇报，长官部派了7个情报组去核实情况。记得远征军司令原先是陈诚，后来为卫立煌，参谋长萧毅肃，调查室主任张振国。因他们正缺少情报，我提供的情报对他们非常有用，长官部商量后把我们总队改编为长官部直属总队先遣军，隶属于霍揆彰 的第20集团军198师，主要任务是防守洋人街，在密支那交界的地方，打阻击战。
       孙立人打到密支那的时候，杨伯舜带50人直插到密支那，求见孙立人。孙立人接见了他，大骂他，责骂杨伯舜不懂作战战术，竟敢擅自带人闯入缅甸腹地，被伏击了就连命也送了。骂归骂，但孙立人还是很客气的款待了老部下，叫他们自己拿枪支武器，想拿多少就拿多少，还有罐头、骆陀牌香烟等，装备了自己的部队后，我们参加了反攻腾冲龙陵战役。但任务也只是在外围警戒，1944年9月14日龙陵克复，1945年1月6日腾冲克复，腾冲夷为平地，记得龙陵伪县长为赵鹏冲。松山打得最惨，死了不知多少人。
　　　 日本人投降后，198师师长叶佩高怀疑我们先遣队为共产党部队，又是土匪，就把我们游击队统一缴械。缴械那天，常绍群到腾冲司令部找卫立煌，想把先遣军改编为边防军（属于地方管），霍揆彰故意请他们吃饭，酒过三巡，统一被缴械。当时我也被怀疑为共产党，把我抓住，关押了三个月，关在腾冲护洒。他们主要的借口是说我太聪明，有通共嫌疑。由198师的朱懋功来先遣队当参谋长。先遣队枪支没收后，兵员全部补充到198师，在杨伯舜的救助下，我脱离险境。腾冲未收复时，我就被关押，关押期间，常绍群叫我写游击队战史，还没写好，1945年2月左右先遣队被解散后，我才被解救出来。没地方去，就一直流浪腾冲，住在一个庙里。腾冲当地有个人叫尹仲本，知道我是参谋长，非常敬重我，得知我落魄住在小庙里后，开小车把我接到他家里。尹仲本有个哥哥叫尹朝本，黄埔军校11期毕业，曾在胡宗南部队当过营长，在部队就在做生意，借口回家探亲就没回部队去。尹朝本非常高兴，热情接待我，并把我吃住全安排在他家，在他家住了一年左右。尹朝本家在腾冲是大户人家，专做香烟生意，黑白条香烟5分钱一包，大都卖往缅甸。尹朝本待我比亲兄弟还亲，尹还有一个妹妹，是一个寡妇，丈夫早年在缅甸做生意，早亡，与我同岁，想把妹妹许给我，我不要。尹朝本借给一个龚川的土司300万元钱，说是炼钢铁，后来土司赖帐，尹朝本带16个人16支枪去龚川要钱，全部被杀死。  46年八九月份也许是下半年，何应钦在昆明成立内政部（后改为军政部）昆明16军官总队，霍揆彰任总队长，因原先先遣队隶属于霍揆彰的第20集团军，霍揆彰也认识我，所以霍揆彰承认我上校军衔，并让我在16军官总队内担任第二大队上校大队副，大队长姓樊，陕西人。军官总队的任务是：1、收容，2、退役、转业（行政、警政、乡长）。大约一年后，我参加了转业考试，我成绩好，考入地方行政班，到中央训练团重庆行政班训练3个月，分配到浙江省安排工作，任浙江省府简任6级视察，简称浙江省视察，有视察室。
　　   1948年12月获国防部铨叙厅铨叙为“陆军步兵上校”。
　   　解放后，多次被判刑，倍受折磨，1975年12月15日特赦。
       （感谢临海志愿者团队采访并提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