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迹分享

       （采访人员及时间：浙江林华强，2013年1月13日）
       姓名及出生年月：王焕震，男，1920年9月
       部队番号：四分校第17期23总队步科第1中队
       地址：浙江仙居城内东
       18岁上半年大概在四、五月份左右，在金华考取黄埔军校，先是分到位于江西瑞金的三分校入伍生团学习，记得当时的入伍生团长姓王，学习6个月后，转到贵州独山，编入四分校第17期23总队步科第1中队。在独山造营房，造了6个月，实际只读了两年半。毕业时学校发路费到衡阳，我们一起的有二三百个同学，说是三战区会有人来接收我们。结果等了好长时间，我们的钱都用完了，没地方去，也走不了，幸亏衡阳市长把我们这几百人安排在旅馆内。直到半年以后，三战区才送钱过来，我们才得到分配。
       我先是分到浙江松阳的88军79师谍报队（79师师长段霖茂），任少尉教官，三个月后调到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爆破队学习爆破。课程由英国军事代表团的英国教官执教，教导如何爆破铁路铁桥及埋设地雷等。一个月结束，我调西南干训班学生队任上尉区队长，担任军事教官，地点在丽水的碧湖。
       西南干训班主任是32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教育长赵明，他俩是黄埔一期毕业学生。32集团军由88军及三个突击队组成。第一个突击队曾在仙居驻扎过，毕业学生分配到突击队任少尉排长，也是一个教育机关。
       抗战胜利后西南干训班结束，编为日本俘虏管理处，在杭州下洋士街，我担任该管理处的教导员。主要接收杭州一带日军投降武器、炸药及马匹等，所以我们是第一批最早进入杭州的军人。我们到杭州一切警戒仍由日军维持，各地岗哨也是日军负责。但当我们军官经日本岗哨时，日军哨兵必须向我们行礼，因为我们是抗战胜利者。
       我们命令日军造好清册、擦净枪支、排好队伍等待验收，接收完毕后，将日军集中到嘉兴，成立一个日军俘虏受理处，其生活由日军自己管理，但不能自由进出，其实他们也不敢自由行走，凡日军外出单独行走的，我们群众都要将他痛打一顿。
       我负责管理日军野战军“一三九”医院。我曾带日军翻译到日军一三九医院，将全部医生、护士六七十人集中起来讲话，斥责他们在侵略战争中的残暴行为，是世界上最没个性的可耻行为，应该受到全人类谴责和自己良心责备。他们只有低着头俯首贴身倾听训斥，真大长了我们中国人的志气！到年底奉命将日军遣送回日本，在上船时我们都要先检查是否有禁品带走。
       后来调到浙东师管区（在宁波）当科员，杭州快解放时回家，被套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饱受折磨。文革后摘帽子，当时还有通知书送达。
       老人目前就黄埔同学会每月525元的补助，身体不怎么好，行走不大方便。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常年在外，很少回家；另外两个儿子家境一般，没什么收入。
      （感谢温岭志愿者团队采访并提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