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迹分享

      （采访人员及时间：永远探路，2012年4月26日）
      姓名及出生年月：洪涛，男，1918年8月26日
      部队番号：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十七期十七总队步科二大队七队
      地址：兰溪水亭乡里坞里村人，现居住武义县下王宅路
      老人祖辈是大户人家，祖父时代有几千亩良田，兄弟三个，七八岁在老家读私塾，后在兰溪永昌中心小学读书，再到金华作新中学（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初中。1937年在杭州市中山中学求学，因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回到家乡教书（厚伦桥小学），当时工资是每学期二十担米。
      报名参军：
      在厚伦桥小学教了半年书，1939年8月报纸上看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金华招生，我和同乡何应隆，赵挺生（机枪连中尉连长，1942年在衢州战死）一起参加考试，当时我觉得没有国就没有家，我们不能当亡国奴，有志青年要上前线报效国家。结果三个人都被录取了，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十七期，校址在广西桂林李家村。我们都分在十七总队（总队长廖糠，黄埔三期生），我分到步科二大队七队。
    当时没有交通工具，我们坐木碳船到学校。到校后家里穿来的衣服全部换成军服，剃光头，先三个月入伍生，再接受军事教育和军官教育，这时可以到外面自由活动了。军校纪律严格，每天三操两讲堂，有时天没亮，长官要求一分半钟紧急集合，大家必须全副武装，然后到二三十公里的桂林去拉练，再回来吃早饭。早饭时间五分钟，中晚饭时间三分钟，时间一到不管吃没吃饱都不准再吃了。吃饭，拿筷子不能发出声音，如发出声音就被请出去重新再来。
      经过两年半的艰苦训练，毕业考试合格（也有不合格被淘汰或降级的）后，照相、做同学录，然后领取中正剑，我就被分配到三战区（衢州）八十六军（军长莫与若，黄埔一期）七十九师235团（团长魏文林，黄埔六期）二营六连任少尉排长，随部队调防到金华。在金华二仙桥做防御工事，训练新兵。
      1942年日本人打到金华，当时的军事部署是235和237团守外围，236团守城，后来接到上级命令，放弃金华，退守浦江，我们营长下令我这个排死守狗头山（制高点），掩护师部撤退。战斗打得很激烈，打到最后我们排四十八个弟兄只剩下四个，我、一个副班长（中士）、和两个士兵，我被日本兵打中右小腿负伤。
      师部撤离后，我们也撤下来到浦江找到团部，团长跟我关系还不错，我提出这里离家近想回家治伤，团长同意了，派两个兵护送我回家。中途碰上日本部队被俘，万幸的是我趁黑夜跳水逃出来了，那两个兵因为不会水所以没逃，不知后来怎么样了。
      二个月腿伤好后，因我的部队调防到了衢州，所以我经人介绍到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马治超，黄埔一期）一纵队一营二大队四中队任中队长（刚成立的）。一年后，部队整编，我不愿在此呆下去，于是到云和县找教育长张少杰（当时省政府在云和，黄绍雄任省长兼第三战区副总指挥）张少杰中将把我调到常山县国民兵团（当时团长是县长兼的），在此呆了一年多，升到少校。
      1945年抗战胜利后
      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人投降，老百姓和军人都很高兴，以为从此可以远离战火。
      我不愿意打内战，到了杭州，参加成立十二军官总队，总共十八个人，都是少尉到中校级的军官，下辖二十八个中队，每个中队一百多人，都是军官，然后国防部派了柏天民（黄埔一期）任总队长，每个人都发工资，还有负伤金、退役金、转业金，当时钱都用麻袋装。
      1946年7月我报名参加转业考试，报的是交通班邮政系（当时分为公路、铁路、水路、航空、邮政、电信六个系），考试合格后到南京中央训练团受训（班主任俞大维，教育长黄杰，团长蒋中正），时间六个月。当时有六个同学没有工作，教育长黄杰是我的老长官，广西分校的主任，我们请黄杰吃饭，黄杰很念旧，把六个同学都安排到各部门。
      1946年在南京期间我加入青年团、励志社和三一联谊社，同年8月参加特种考试，并由考试院发给考试及格证书，当时有此证书就有资格参加国大选举。
      1946年底，交通班毕业后，我分配到江西邮局任三等二级邮务员（相当于教官级，副局长级别）。
      1949年解放后：
      1949年全国解放了，我回到家乡，当时政策还比较宽松。有一回我到上海碰到金华汤溪县长徐国桢，他叫我到台湾去，我说我不去了，如果要去早就去了，我的家人都在这里。从上海回来后，就开始土改了，家里的田地都被分光了，只剩下两间老房，值钱的东西也全被分光了。当时有十一户人家住到我家。
      1951年政策更加紧了，我被管制，天天要到农会汇报情况，不允许外出，家里没有经济来源，靠老婆到亲戚家借点吃的救济过日。这样一直熬到1956年，我被“地主、反革命、伪军官多年、骑在人民头上多年”等罪名判刑十四年，先关在兰溪，一共问了四次口供，法院还问我对此判决有没有意见，我说没意见（我不敢说有意见）。后来被送到内蒙劳改，当时我39岁。那时内蒙荒无人烟，我在那里做了32公里的堤坝，做机械，造房子等。
      1970年刑满释放，我想要回家，但农场不同意，要我留厂，当时工资每月32元，后来加到70元，期间我只回过一趟家。在此期间，家里全靠我大哥接济（大哥五卅大学毕业，被判四年）。
      1981年，农场让老弱病殘回乡，我也在回乡名单里，当时我63岁，农场每月发生活费15元，现在每月是672元。（ 洪老想说的话：洪老告诉志愿者，农场今年就没给他寄过生活费了，打电话不接，寄信也不回，他虽然年纪大了，可毕竟还活着—洪老无儿无女租房子住，总还得生活下去吧？没有这点钱还怎么过下去。现在他还要靠80岁的老婆出去帮人干点活赚钱养家，他寄希望于志愿者，帮他向农场要他应该拿的生活费）
       （感谢武义志愿者团队采访并提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