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员及时间:永远探路,2012年4月21日)
姓名及出生年月:郑双龙,男,1919年7月31日
部队番号: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军校成都本校第十七期第一总队第三大队第八队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茭道镇南仓村人
我父辈兄弟六个,世代为农,家境尚可,因此当地红军经常来我家“请财神”(指把家里的亲人绑了,让家里拿钱拿物来赎回),爷爷不堪其扰,就把家里的田和祖宅都分给了六个子女。我兄弟二人,七八岁读私塾,后在永康八字墙乡卉川小学就读,初中就读于永康县立中学。
报名参军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在湘湖师范读了一年,当时政府号召有志青年参军保家卫国,我就到金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参加第17期考试,一同报考的永康学生比较多。考试合格后先到江西上饶集中,因鹰潭铁路被破坏,我们从鹰潭走路到长沙。恰逢长沙大火,整个城市一片废虚,到处都是逃出来的难民。我们坐船过洞庭湖到湖北宜昌,在宜昌等了十几天,一天吃两餐,一天一斤半大米,油盐定量,尽管生活艰苦,但我们兴致很高。后我们坐轮船到重庆(第二总队因船不够,走路到成都铜梁。到重庆后,尽管夜宿街头,但治安很好,学校有规定不准扰民,大家都很自觉遵守。到了成都本校后,我被分到第一总队(队长名字记不清了)第三大队(队长王廉如)第八队(队长王立哉),当入伍生半年,学习步兵操典、射击、筑城等。一共读了两年半,毕业各科成绩优秀。
抗战经历
军校毕业时,杭州沦陷,我被分到了第三战区(总司令顾祝同)63师。临近端午节时回家探亲,在此期间,金华兰溪沦陷,我因师部在兰溪,被日军占领,回不了部队,跟师部失去联系。我有个同学姐夫是共产党,抗战时被国民党释放(国共合作时期),出来建立自卫队,他邀我到自卫队当了分队长,我接到任务到各乡公所去收枪。有一天晚上到武义白溪童庐一个地主家借了一支手枪,十几支步枪,由此成立了一个中队。中队长、指导员(王放,抗大毕业,武义下王宅人)都是共产党员。当时永康人吕师扬(父吕公望,曾经任浙江省督军)任第四区保安总队队长,不久自卫队被编入保安总队第三大队,到宣平整训(当时武义沦陷)。不久,吕师扬调到义乌当县长,保安总队又被收编,武义人都被分散了。日本人占据我家乡,我回不了家,就投奔到吕公望办的难民工厂(云和县)。当时有个负责人是黄埔六期的,叫孝汉,他介绍我到三十二集团军总部特务连当少尉排长(特务连第二连)。当时上海有个伪军十一旅反正后归属三十二集团军,我被派到十一旅十团第八连当上尉连长。后十一旅改编为第三突击队,我又调任第二连上尉排长,不久升上尉副连长(连长是湖南人),在福建蒲城受训。1945年日本投降,部队从蒲城到杭州接收日本降兵。到杭州后第三突击队整编为五十七师(师长段霖茂),我调到师部辎重营(营长四川人)任第二连上尉连长。半年后部队调防到江苏东海连云满港,经过整编,我任五十七师十一旅第七连连长(一个连四个排共一百六十多人),至此开始进入内战。转战山东战场,1948年在山东临沂部队瓦解,我被共产党俘虏。
1948年以后经历
我被俘后,学习了三个多月,部队想让我留下,说为人民服务,我想我回家种田也一样是为人民服务,所以就领了路费回家了。
1951年,当时村里没有文化人,农会主任叫我出来做读读写写文书之类的事,我就答应了。有一次区长来开会,了解我的情况后,说象我这种人在这里,土改怎么进行得下去,当即叫到我公安局支管训。我去了,但公安局说这里没有你名字,不需要来。区长看我回来了,大发雷霆,马上打了个电话给公安局,于是我被公安局叫去管训了。在管训期间,说我不老实坦白,但又因材料不足,被关进牢房(材料足的都被枪毙了),再继续反思。坐了七八个月牢后,法院以造谣破坏罪判了我三年,先关武义,再转到江山。劳改回来后,我在生产队当会计。文化大革命我被斗得厉害,我读黄埔时发的中正剑在大炼钢铁时就捐出去了,又说我还私藏,常被拉去批斗。文化大革命后期,村里的书记污蔑我拉干部下水,我又被判九个月,就在武义坐牢。
我在六十几岁的得过肠癌,所以从七十岁开始练气功,坚持至今。我现在身体还不错,眼不花耳不聋,天气好时还去骑自行车。
(感谢武义志愿者团队采访并提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