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迹分享

     （采访人员及时间：方军，吴缘）
      姓名及出生年月：徐志总（徐锻道），男，1923年农历11月21日（公历1923年12月28日）
      部队番号：黄埔军校十九期二总队炮三队毕业，分配到207师重炮十三团一营参加抗日战争
      地址：浙江宁波慈溪市观海卫镇东山头基督教堂养老院
      抗日军官，抗日战争胜利时军衔少校。曾经参加中美联合炮兵训练团，1948年退役回乡，历经沧桑岁月，磨难重生；退休于浙江省商业厅花纱布公司，现居现年89岁。
      当时父母在上海经商，出生后二、三岁随父母到杭州，四、五岁回祖籍老家浙江慈溪观城东山头二节村。父亲经营宁波正大火柴厂，母亲在家乡任宗祠小学老师。
      1938年杭州沦陷，学校解散回家，我在家乡和当时民众教育馆王鲁戈先生、（后来他去梁弄济南队工作，解放初任慈溪第一任县府秘书，也曾任慈湖中学校党委书记）邵明先生（曾任上海黄浦港务局书记）一起组织东山农民救亡团，并在鸣鹤金仙寺参加慈溪县农民救亡工作队干训班。
      在读宁波三一中学时，当时宁波被日寇大轰炸，学校曾迁到宁波勤江桥章村密岩去上课。日本飞机在宁波江夏街及灵桥二边大轰炸、燃烧弹，警报一解除我们即跑去救伤员。被炸死、烧死的同胞血肉横飞。手、脚、头四分五裂，实在惨不忍睹。这景象在我脑中打下烙印，促使我以后投笔从戎。
      徐志总叙述：我以笔试面试总分第一的成绩被黄埔军校丽水招生区录取了。
     我们从成都西较场入炮科，因为抗日需要提前毕业，坐飞机去昆明青年军207师，草堂寺入伍期满后进行分科考试，成绩最好的身高在1米70以上才可入炮料。其余分别入工兵科、通信兵科、辎重兵科、能骑马的骑兵兵科，共分六个兵种。我身高1米68，但成绩最好，所以也批准我入了炮科。
      我是全班160个人中矮小的十个之一（其余几个都有背景的）。当时听说拿破仑、凯末尔及蒋校长也都是炮科出身。同队学员中有人叫：许功锐。他提前调青年军政训团去学习，等我们到207师（师长是衡阳守将，曾做过74军军长的中将方先觉）在青年军任少尉军官时，许功锐在207师政治部已任少校营政治指导员了。后来我到天津去时，他任天津市黄埔同学会会长（厅长级待遇）。另一位高展（高践为）在解放沈阳时，他在重炮一师的，是他以炮口对准司令部促使守军司令停止抵抗起义的。后来他出任辽宁省黄埔同学会会长。其次不家张鹤洲，他父亲是黄埔三期生，他后来也常和我见面。还有东阳的李梦奎，他姐夫是青年军205师副师长，及临海的冯玉锴，新昌的李凤仪（很早死亡）。
      青年军207师后又调到昆明乾海子，中美联合炮兵训练团接受美国教官的三个月训练。马上接收美式105公分、155公分榴弹炮，机械化汽车牵引炮兵全美式的装备，及器材和汽车。我们就变成重炮十三团了。
      1945年元月，我们奉命乘飞机调昆明青年军207师报到。“十万青年十万军”，学生大多是初高中毕业、肄业。师长是抗日战争中坚守衡阳的74军军长方先觉。敌人要打通粤汉铁路线和湘挂铁路，用十倍以上兵力包围衡阳。方先觉坚守二个多月，到全军官兵死亡失散将尽时，他只带十多个亲随爬山涉水逃出来。当时全国报纸认为是一个英雄人物。
徐志总回忆说：“蒋介石在重庆还接见了逃亡回来的方先觉师长。”
我采访徐志总：“您是否见过蒋介石委员长？”
      徐志总回答：当时蒋介石亲临南较场来检阅青年军，并对全军官兵政治形势报告。官兵们早饭后，每兵间隔三步，向前走五步脱下上衣，再走五步脱下外裤，再走五步脱衬衣，再走五步脱鞋袜，再走五步脱衬裤并随即穿上新军装军鞋袜。然后集中上课。大小便十余人同去同回。最后听号声到司令台前排队听课（这时下面听众身上没有一点杂物，包括一纸一笔，据说是为了防备刺客。）那天主要地方站岗的都是黄埔同学。但仍旧只带刺刀没有子弹的。蒋校长司令台下面走踏步级上来。出来时十分威武，一步一顿地缓而稳重地走向司令台中央。用目光扫视前后左右。听取师长的报告后行举手礼后开始讲话。说话也是一句一句的清楚而有力。在成都军校时我们听过白崇禧、何应钦、陈诚、宋子文、阎锡山、顾祝同、龙云等的讲话，也在校长室门口以小兵身份去站过岗，但不能常常听他的宣讲、报告。
      我采访徐志总，问他：抗战胜利时期的事情，您是否记得？
      抗战胜利；抗日战争在1945年8月15日结束。美国飞机在日本长崎、广岛投下二枚原子弹。苏联红军应当时远东抗日同盟国（中、英、美、法、苏五国）军总司令蒋中正的邀请，对轴心国（德意日）宣战。同盟军远东军司令蒋中正有英美苏派驻的将军在重庆协助，所以无形中可以指挥东南亚的英美海陆空军，和苏联在西伯利亚的红军。苏联红军大举进攻日本的后备部队驻东北的关东军。在此情况下日本天皇下令所有在南洋、东北、及中国所有军队无条件投降，放下武器。在武士道精神指使下，不少日本军人面向东京破腹自杀了。
      我当时在昆明重炮十三团第一营。第二天部队下令吃肉饮酒以示庆祝，但酒后严禁上街以防发生灾祸。当时鞭炮店里都买光了。
所有江浙等地的人都争购飞机票想早点回东南来。
      八年抗战家乡沦陷，日思夜盼的最后胜利真的来到了，实在是狂欢之日。船票买到二、三年之后，飞机票买到三、四年之后。船机票因货币贬值大多数人都没有原班飞机，而是坐汽车及军用飞机、轮船东下回老家的。
      我们汽车由昆明经曲靖向东进入贵州省向东到贵阳休息半月，再向东向长沙进发。十三团是长沙受降日军的部队，重炮十三团团长也是长沙受降军官之一。所以我们到徐州后每位军官都得到一枚抗日胜利的奖章（在浙江革大学习时上交的）。
      徐志总是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的学习的。那时，拉出去枪决最大恶极的国军将士，是常常发生的。徐志总是深受教育的。
      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徐志总凡谈及抗日战争，必先看看我，说：在中流砥柱的领导之下，国军也是打过一些战役的。他给我看国军在抗战中的22次大战役。
      我向他补充解释，说：22次大战役，每一次战役都消灭侵华日军一万人以上。而国军牺牲的比例是1/8——1/10。徐志总不知道我什么来头，什么用意，他欲言又止。
      徐志总回忆：1944年底我在成都黄埔本校19期二总队炮兵第三队学习中，忽接上级命令全炮兵大队都到机场待命，准备去昆明接收美国榴弹炮汽车牵引装备，我们三个队约300多人。我们一下飞机就被接到青年军207师带学生兵进行三个月的新兵教育，后调到昆明东北乾海子中美联合炮训团，一律住美式帐蓬接受美国军官关于美式射击法的训练，美式观测通信器材的使用，美国火炮的性能和使用等三个月的教程是排得紧紧的，好在我们对德式、俄式射击法等都曾学过，所以学习中也不很困难。不久就分配到重炮13团一营，开始对新兵们的教育了。
      徐志总回忆，如果开到缅甸战场，或者是滇西抗战的战场，我们就是远征军的组成部分。
      “我自从1941年冬在浙江丽水投考军校到42年初在接受军校教官的新兵行军训练，开始便脱布鞋穿草鞋，到44年一直是穿草鞋的，分科教育的后期才分到短帮的马靴和反毛的皮鞋。足足有二年半的草鞋生活，作为黄埔同学情谊的唯一标志，所以后来老同学一见面便是草鞋之交，这草鞋之交也广义的代表军校训练中的艰苦和不久将在抗日战争事上同生死共进退的血肉生命关系，所以草鞋情谊也可代表共生死同甘苦时代名词。”
      内战：徐州陇海铁路通东西，津浦铁路通南北，还有许多公路和运河，是个工商业城市，也是军事上兵家争夺之地。当时剿总是白崇禧，副总是邱清泉、蒋纬国等。我们十三团平日归白崇禧指挥，作战时则划入第一快速纵队归蒋纬国指挥。常在苏北、鲁西、皖北一带作战。不过并不上最前线，至少离步兵线五公里以上，因为我们的炮射程有12000公尺，普通城外20里是足可打到的。我们的炮兵阵地时常是城中的公共体育场或中学大操场。观测所则在城内塔顶上、城楼上或城外高房顶上，来做测量距离及修正弹着点的工作。在金乡县为拯救118师、180师等连续七、八天发射过几千发炮弹。在临沂城内为救张灵甫74师王牌军，也发射过数百发炮弹。在山东兖州城中，看到步兵及警察强行拆除东门外数千间民房，以防共军攻城的悲惨境况。许多老人妇女小孩都哭哭啼啼不肯将层拆倒，但军事上为扫清射界阻止攻城就强行拆屋。
     （感谢宁波志愿者团队采访并提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