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迹分享

      （采访人员及采访时间：浙江林华强，2013年5月23日）

       姓名及出生年月：徐梅，男，农历1916年12月18日，98岁，属龙
    部队番号：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东南特种训练班

　　地址：浙江省天台县白鹤镇白鹤南街27号
　　老人自述：
　　我出生于白鹤镇鹤楼乡蒲塘村，7岁时随父亲到白鹤镇上生活，父亲是晚清秀才，也是个医生，在白鹤街上开有药店。我边读私塾边跟父亲学医，不断学习药材知识，后到飞泉小学、上卢私塾等地就读，飞泉小学全校就60个学生，曾在天津国医学院函授三年。期间也曾在天台县曹氏祠堂训练6个月，训练结束后充当小学教员，在白鹤镇东坑当过教员，后到白鹤镇厚泽中心小学任教，该校有一个老师叫邱宝顺，天台螺溪附近洋头洪村人，毕业于杭州师范学校，非常器重我。1938年，在临海任台州高级法院录事，1940年到天台南山区区公所任助理员兼代理区长，管理花桃乡（乡长徐赛杨）、山头郑乡（乡长郑仁山）、祥里乡（乡长夏菊芳）、上塘乡（乡长杨云）、石溪乡等。1941年到厚泽乡当事务员，当时乡长是岳父陈卓夫。厚泽村有个仙居姊丈叫沈之岳（也叫沈以平），在部队职务很高，少将军衔。当时沈之岳正在厚泽村岳父家，他跟我岳父说有一个读黄埔军校的好机会，问有没用亲戚想去的。能读黄埔军校，我们当然非常高兴并愿意去的，于是我和白鹤镇下市村陈茂恩（后在上海被刺客刺杀），白鹤镇白鹤殿人陈清府（后当白鹤镇镇长，前年去世）三人一起被录取了。1941年9月下旬，我们天台三人加上仙居两人（记得一个叫高贤福）跟着沈之岳出发了。
　　　在天台县城，梁济康县长亲自送到县城外，我们一路步行，分别走过天台、临海、路桥、玉环、温州、云和、青田（那里专卖剑的）、福建蒲城，最后到达福建建瓯东峰村，一路上走了10多天，旋被编入东南训练班第一期学员队训练，全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东南特种训练班”，后来才知道我们算是军统组织。 沈之岳跟蒋介石和戴笠的私人关系非常好，他将我们带到后不久就到重庆去了，后来也曾多次来福建。东南训练班由戴笠直管，每天早上吃饭前得做早操，早操上首长讲话是比较重要的环节，先由一个领队站在队伍前面唱歌，他手里拿根”白棍”指挥大家唱，歌毕，再由蒋介石或者戴笠等领导上台讲演，时间都不长，早操后再吃饭。学员有五六百个左右吧，人多的时候1000多人。那时有专门的倒茶组，我因是沈之岳介绍来的，才能荣幸的被分到倒茶组，每次有贵客到访，都由我们给客人倒茶，见过很多大官，只是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蒋介石见过二次，宋美龄也常来，而且都是礼拜日来。宋美龄很漂亮，穿鹿茸大衣，讲话声音很好听。当时我配备白色的木壳手枪，子弹不多，才十几发；穿蓝色军装，准尉军衔。记得总务组长陈楚志上校乃杭州人，有一次他患病，是我给他治疗好。
　　　28岁那年，也就是1944年，突然接到家里来信，说我老婆因生孩子难产而死（妻子是上海务本大学毕业）。接到这个噩耗后，我痛苦异常，因与老婆感情太深，特向长官打报告要求回家，长官不准，说这是军事秘密重地，只准活着进来，死了出去。我是个倔脾气的人，就两天不出操，不参加活动，第三天我就被关了起来，关在一个叫念墩的地方。在一个大房子里面，里面很多人，我刚进去，让我睡在尿桶边，尿桶都是满的，很臭，但也没办法。关了三四个月，我带信给重庆的沈之岳，请求帮忙放我出去，也不知道信有没有带到，总之后来我被放了出来，也没有给我盘缠，根本没人管我死活，一路走，一路乞讨回家，真是苦不堪言啊。
　　1945年日本人投降败退路过天台，经过我家时，把家里的药都倒地上，猪杀了吃掉，酒全部喝完，我们全家躲山上，直等日本人走完才回来。
　　1945年，曾同在厚泽中心小学任教的邱宝顺在余姚县政府民政科当科长，经介绍，我到该科担任科员。大半年后，因县长调到桐乡，我们全般人马跟到桐乡，邱宝顺继续当民政科长，我到秘书室当民政指导员，在县政府里面办公。在桐乡一年左右，父亲生病，把我叫回家看店，因我有文化，被选为镇农会副主任，解放区区长直接指定我当的。解放初期，我因这段从军经历被抓到县城，坐牢18日后，说我无罪，准备释放我。快到白鹤镇的时候，在一个空旷地方搭了一个台，各村村长都叫到一起，说是枪毙土匪坏蛋。我们三个即将要被枪毙的人站成一排，我站在中间，两边各一个，结果两边两个都枪毙，脑浆直射，我没有死，后来告诉我说是陪告炮（陪枪毙）。我被判管制三年，但直到邓小平上台才摘帽。万年水库、杨家岙水库工地建设时，我都担任医生，没有工分的，吃尽苦头。
　　　
　　采访中，老人多次提起蒋介石、沈之岳、戴笠三人关系很铁，经常在一起，老人还说沈之岳也叫沈以平，白崇禧也来讲过课，那时军统是很吃香的，省长、师长都很敬畏的。老人身体很棒，还经常打拳舞剑，有8个子女，衣食无忧，是令人羡慕的健在老兵之一。

        （感谢天台志愿者团队采访并提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