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员及时间:浙江林华强,2011年3月20日)
姓名及出生年月:叶宝洲(叶芝芳),男,3月19日
部队番号:天台县抗日委员会军事人员干部训练班
地址:龙溪乡岩塔下村
我9岁读私塾,12岁读小学,15岁考入天台中学,读了两年,日本人飞机轰炸了天台中学校舍,学校被迫停课,我也肄业在家。当时要抽壮丁,幸亏我爷爷担任天柱乡乡长,在他的安排下,我被分配到龙溪乡警备班当警卫员,实际就是负责抓壮丁的。不久调到天台县县党部所属的便衣组工作,便衣组主要任务是在城区(西门里、茶馆门口等地)探听消息,探听是否有汉奸等。时县党委书记是王定锐,正好诸暨便衣组陈志赢到天台县党部来探听情报(时诸暨已被日本人侵占),王定锐便派我和黄水村的叶先承跟随陈志赢到嵊县去探听消息。一路上,我们凭着两条腿翻山越岭,经新昌至嵊县,再到诸暨。由于日本人的大肆侵入,老百姓基本跑完了,村子里空荡荡的,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户人家,老俩口年迈跑不动,只好躲在家里,他们告诉我诸暨县城已经沦陷,县政府也搬迁到小东乡一个叫天叉罗的地方。探听到这点最有价值的信息后,我们就返回天台,将这一情况向王定锐报告。
没多久,天台县抗日委员会军事人员干部训练班成立,学员大约有100多人,我也被推荐到该训练班学习,驻地在县城四方堂一个大祠堂里。每天起床就跑步(称早操),跑到国清寺后返回,洗漱再吃早饭,然后上政治课,内容都是有关宣传抗日的内容。训练毕业时,放在大西乡塘下谢村(现属平桥镇)的大操场上搞大检阅,当时好多领导到场检阅。毕业后,各学员都分配到天台各乡镇任职,主要工作是负责宣传抗日、搞民兵训练、办民校。我分到天柱乡,每天到各村去宣传抗日知识、贴标语、结草帽、做布鞋(支援前方部队)、组织妇女、民兵到祠堂一起学习、唱歌。我还专门负责教抗日歌,印象较深的几首是:《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即筑路歌)等,有一首歌名记不起来,但整首歌词到现在还记得:
同胞们!快快醒,“五卅”惨案好伤心,
妄杀我同胞,欺侮我血肉,再要猖狂再要侵略真可恨,
愿大家努力齐心,把日本鬼子赶出境。
日本人侵占金华后,浙东行署搬迁到天台县街头镇。为了负责整个行署工作人员的安全,浙东行署组织了一个特务大队,大队有100多个兵,每人都配备一把中正式步枪,穿的是草绿色军装,胸前贴有利民符号,驻地在街头镇扁灯村,行署主任姓杜,特务大队大队长金惠民。一年左右吧,日本人投降,杜主任对我们说:日本人到临海了,我们得马上出发去保卫县城。我们赶到县城内的县前地方,已找不到一个老百姓,都跑光了。于是我们沿县前巷、莪园到滩岭,我们的任务是镇守住天台南大门的滩岭街,并放步哨到滩岭外,我也曾放过步哨。没想到日本人从东乡鸡笼石方向过来,他们一过山岗,朝天放了两小钢炮。金惠民听到炮声,叫我们赶紧撤退,退到玉湖村,当晚就宿在玉湖村。第二天听人说日本人退走了,我们也回到了街头镇扁灯村的驻地。特务大队军书姓张,我将枪和子弹交给他,并向他请假说:日本人投降了,我不愿再当兵担惊受怕,我要请假去街头一趟。到街头后,我就跑回了家。5天后,浙东行署撤退到温州,那时街头到温州必经天柱岭,路过我家时,我爷爷接待了他们,金惠民还问我愿不愿跟他去当兵,我一口回绝了他,之后便一直在家。
解放后,我因这段经历被判了10年刑,要不是我爷爷已经去世,肯定得枪毙。先是送到苏北建设农场(灌溉总渠)改造,后又送到东北平齐线江桥站613信箱3133号满达作业队服刑,69年10月才回到天台。在监狱里我因表现好,终于摘掉了帽子,没想到刚回到家,被搜出监狱发给我的800元钱(都是我这么多年省下来的,我一分一厘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们不给我解释的机会,又重新给我戴上帽子,每天批斗,吃尽苦头。
老人只有一个儿子,现和儿子住在一起,儿子靠种田地为生,老人闲着没事,坐在家里穿木珠,挣点零用钱补贴家用,庆幸的是老人身体很好,耳不聋眼不花,手脚活络。92岁的老人还这么好身体,真是少见。老人没有任何补助。
(感谢天台志愿者团队采访并提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