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及出生年月:尤广才,男,1919
部队番号:国军五十师师部的特务连连长
现居地:北京(籍 贯:山东台儿庄老家)
大概简历:1937年,他自己把自己送进抗战的国军,历经战火洗礼。1942年,作为中国驻印军,在印度利多。1944年反攻时,参加了缅甸密支那的会战。抗战胜利之后,随新一军到东北同林彪的四野作战。投诚之后,入狱六年。后来,一直生活不顺,以至于在38岁时,离异,终生未娶。独身的目的是:“自己是历史反革命,国民党残渣余孽,为什么再要连累别人?”
方军问老尤:“后来,就没有姑娘喜欢过您?”
“多啦!我坚决独身!我不能连累任何人!因为,我曾经是中国远征军老兵。”
尤广才在1980年才解放。因为精通英文,在台儿庄中学当英语老师。
现在尤广才老人已经退休多年。退休金3000上下。自感幸福。
尤广才现在每天晨练,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关心国家大事。
尤广才现在每天看英文版的《中国日报》。
现在,他还可以用英文背诵美国奥巴马总统的就职演说。
尤广才非常看好民主社会的社会体系,他认为腐败在那里会受到抑制。
方军认为,尤广才是一个非常有思想、有知识、有见地的沧桑老人。
尤老曾接受过三联生活周刊采访,以下是刊发部分,基本以尤老口述方式呈现:
回忆我的远征军历程
“不知道有多少年代,也不知道这里边是葬了谁?为的是这沉静的坟前,只有一块无字的墓碑。……这墓碑正和坟旁的白杨一样,是凄冷的受着雨打风吹。他,一定是生之苦痛的斗士,不信,你看那白杨还正两泪双垂……”这首《无字的墓碑》,是1945年《腾越日报》发表的一首小诗。无字的墓碑下,是“二战”期间长眠于此的中国远征军那些不屈的英灵。
口述◎尤广才主笔◎李菁
尤广才,正是数士万中国远征军里最普通的一员。当年他躲过了枪林弹雨,从残酷的战场上幸运归来,却又身不由己被裹挟进大时代,身世浮沉、颠沛流离。无论在多艰苦的岁月里,这位倔强的山东汉子坚信自己做了一件“最光荣的事”。也许正是这个信念,支撑他走过那些艰难屈辱的日子,而他在晚年所迸发出的顽强的生命力,更让人感佩不已。90岁的尤广才现在每天要看一份英文《中国日报》,更多时间,则是在那一沓厚厚的稿纸上用钢笔一笔一划、认认真真地写着他所经历的战争以及他理解的“二战”的文稿,那些也许永远发表不了的文字,是他对自己、也是对一段历史最深刻的纪念。
飞越驼峰
1944年4月的某一天,我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马上飞赴缅甸前线,参加对日作战。当时,我在54军50师师部任特务连连长,54军军长是黄维,下辖第14师、第50师和第198师3个师,其中第14师和第50师被调到缅甸战场,能成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我们每个人都深感自豪。
算起来,我们是中国派出的第二批远征军。1942年春,日军进攻缅甸后,中国派遣5军、6军和66军3个军约10万部队,组成“中国远征军”,但是由于中方和美方指挥混乱,远征军遭受重大挫折,共损失5万人,其中多半是在撤退途中死于饥饿和伤寒病疫。远征失败后,廖耀湘率领的新22师、孙立人率领的新38师退到印度,重新整编为“中国驻印军”,国内番号为新一军,军长郑洞国,史迪威任总指挥,在著名的印度兰姆伽基地受训。1943年,史迪威发誓要卷土重来,重新打回缅甸,中国政府先是从国内调来胡素率领的新30师,之后又将原54军所辖第14师、第50师调入印缅战场,以增强反攻力量,代号“X部队”,从缅北向中国方向进攻;又在云南组建了中国远征军,由卫立煌任远征军司令官,代号“Y部队”,从滇西渡怒江进攻腾冲、松山、龙陵,向中缅边境推进。我们接到出发命令时,并不觉得突然。当时,军队里经常向我们讲缅甸战场的形势,我们早就做好随时被派往前线的准备。而在云南的祥云机场一带,美军一个军官训练团专门训练50师排长、连长学习热带丛林战术和使用新式武器,比如“60炮”、“30步枪”和冲锋枪。我也参加了这些训练,回来后再教给士兵。丛林里10米之外就看不见人,所以冲锋枪很适合近距离作战。我们还学习怎么用专门打坦克用的战防枪和火箭筒,这些武器我们以前从来没见过,所以感觉特别新鲜。中国远征军司令卫立煌还来检阅过我们,他戴个帽子、留个小胡子的形象让我记忆深刻。当年我们飞越的正是那条著名的“驼峰”航线。这条航线从昆明到印度东北加兰邦的汀江机场,全长840公里,要经过喜马拉雅山东段群峰,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峰背,故美军称之为驼峰(The Hump)。“驼峰”航线高度在6000米到6500米之间,空气稀薄,受气流影响变化大,很多飞机因此坠到山谷里,机毁人亡。“驼峰”又是日军空军和高炮控制区,又被称为“死亡航线”。通过“驼峰”航线,中国向印度运送境外对日作战的远征军士兵,再从印度运回汽油、器械等战争物资。在1941年到1945年之间,援助中国的物资81%是通过“驼峰”空运,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长官阿诺德将军(General Henry Arnold)曾说,在驼峰航线中,飞机的损失率超过轰炸德国时的飞机损失率,“驼峰”航线堪称“二战”最伟大的空运行动之一。
当时运送中国士兵的是美国C46、C47运输机,C46能装22人,我坐的C47可容纳40多人。C47是投入“驼峰”航线飞行最早的运输机,登机前,我们还接受了短期跳伞训练,但那时候好像我们对此并不重视,只知道飞机迫降的时候,跳下去,躲命就行了。
我坐的这架飞机是一位美国飞行员驾驶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好奇多于紧张。飞机越爬越高的时候,最大的感觉就是冷,冷得我直打哆嗦,听说有的身体虚弱的中国兵,在飞机上就已经瘫下去了;然后感觉呼吸困难,两个耳朵也被震得受不得了,直到下飞机时也没缓过来。
那时的感觉,就是现在所说的“踌躇满志”吧。我记得到了营地驻扎好以后,还填了一首词:
《念奴娇·飞越驼峰》
穿越云海,战心切,大军远征印缅。
驼峰横亘,听说是,海拔万仞险关。
敌炮轰隆,高寒抖颤,胸中烈火燃。
遥想当年英武,觅敌求歼,敢骑虎登山。
万里擒贼囊物探,国威军威赫显。
战地神游,激情油然,重现当年。
疾风劲草,无愧吾生人间。
投笔从戎
我的老家在山东峄县,离台儿庄约60里。1938年春天,日本人已经打到山东一带,台儿庄会战开始,村里的大部分青年开始逃离家乡,我也告别老母亲,带着我全部财产——6块“袁大头”,独自一人开始逃难,那一年我只有19岁。
在逃难的路上,我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这也激起了我要参军报国的决心。可是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并没有阻止日军进攻。我记得接近徐州的时候,看到天空中高悬着两个灰色的大气球,下面吊着一个篮子,有日本士兵坐在里面侦察周围环境以让炮兵射击。越往徐州走,枪声越密。
不久,前方传来徐州陷落的消息,我又夹在从徐州撤下来的军队里往南逃。那时候白天不敢走,都是夜里撤退的。走到颍上、潢川一带时,鞋子磨得稀烂,早就身无分文,每到一个地方,靠当地老百姓接济一口,才能有点力气继续逃难。
一直逃到安徽凤阳一带,才脱离了日本人的包围,中国军队又慢慢恢复了秩序。在潢川,有一个专门招收流亡青年参加部队的组织。招生要求是有初中水平,考试科目有地理、历史和数学。我出身贫寒,勉强读完小学后,在峄县图书馆找了份见习生的差事。我在图书馆时拼命学习,看了很多书。多亏这段经历,发榜时我看到40多人的名单里我还排在前几名。
我们这一批考取的学员从信阳坐火车到武汉,被编入“战时工作干部训练一团”,简称“战干团”。战干团以知识青年和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青年为主,第一期还有女生。因为规定有初中毕业文化水平即可录取,因此,考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大学生、留学生也有初中毕业生。第一期开设了一个“留日学生训练班”,100多名回国参战的留日学生在这个班受训。
蒋介石对这个以青年学生为主的战干团也很重视,他亲任团长,副团长和教育长分别是陈诚和桂永清。战干团的入伍训练很严格,除了野外演习、实弹射击和兵器、地形、筑城、谍报、游击战术这些军事课程外,对政治宣传也很重视。蒋介石还亲自给我们训过话,我记得他特别喜欢引用中国的古训。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官员也曾给我们讲过课。
(感谢北京志愿者团队采访并提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