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迹分享

（采访人员及时间：老人女婿张植华，2013年）

姓名及出生年月：张荣铭，男，1919年11月

部队番号：中国驻印军直属战车第三营上尉军医

地址：浙江东阳吴宁镇

1939年2月1日开学后，我在浙江省立金华中学长庚分校念高三。三月初，《东南日报》登载军医学校（国防医学院前身）来金华招生的消息。该校校址在贵州安顺。同班同学俞慎修约我同去报考，我班还有多位同学报名，我和俞慎修报考了医科，有的同学报考药科。我高中还没毕业，是凭高中第4学期成绩单以同等学历报的名。报考后我回家请求父母亲同意。起初父母不同意，父亲已经65岁，我要是远离家乡，一别还不知几年才能相会。经过我反复争取，父亲才勉强同意了我上军医学校的要求。我回校后一边学习，一边等待军医学校的消息。4月上旬军医学校来人接收录取新生，我先办理了自动要求退学的手续，中旬又在金华向接收人员办理了军校报到手续，当时要交100元保证金，我因家境贫寒没钱可交，是俞慎修为我说情，并代我交了50元钱。以后也没有还他，欠他的情，令我一生难忘！报到后穿上了军装，佩戴上等兵领章，从此当上兵，投笔从戎保家卫国。行前父亲还来金华为我送行。
    4月中旬(好像是19日)我们坐上火车离开金华西行。经过八九个小时，火车于当日傍晚到达江西东乡。因南昌已于3月沦陷，浙赣线的火车只能通到东乡。在东乡住了一宿，自次日起经过几天的步行，由东乡经临川（今抚州）、崇仁、永丰、吉水到达吉安，休整几天后，与在吉安招收的学生合编。4月末由兵站派汽车接我们，我们经永新，到江西与湖南交界的界化陇吃了中饭，下午经茶陵到了粤汉路的耒阳火车站。次日乘火车到衡阳，因等车去桂林，在衡阳逗留了几天，现在还记得5月3日曾在衡阳躲过空袭警报。在5月6日火车到了桂林，在桂林休息了好几天，玩了几处景点。与广东广西招的新生合编后，全队一百多名新学员编成四个排。部分同学由桂林出发，经龙胜县到三江县，再从三江县乘船到融县的长安镇。我们这部分是由桂林出发，步行了几天，也走过山路，经永福县、百寿到融县长安镇（现为融安县城）。我们于5月中下旬之交由融县长安镇登船，溯融江和其上游的支流都柳江而上，进入贵州丙妹（今贵州从江县城），又途经榕江县、都江县，经过二十多天行程，在三合县（今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三合镇）上了岸。我从过榕江县后就开始生病，每天忽冷忽热病得不轻，幸亏得到同船新生周咨度一路上的细心照顾，现在回想起来都很感激他。听说周咨度后来去了台湾，担任过海军首席医官。他在1976年率先推动了亚太地区高压氧医学领域的研究工作。
    一路舟行大山之中，虽然风景这边独好，但我从发病后终日身卧舟中就无心观赏了。上岸后步行（也可能是坐汽车）经八寨（今丹寨县）、麻江（当时通信兵学校在麻江）到马场坪，我是怎样从三合到马场坪的已经记不清了，根据我的病情，大概是搭汽车走的。从马场坪坐汽车到贵阳，当时中央医院已迁至贵阳，我在该院门诊一次，经诊断为疟疾，领了奎宁，继续找便车到安顺。到安顺时是6月19日，就直接住进军医学校附属医院，确诊为疟疾、斑疹伤寒，一住就是两个多月，康复后才出院。全队新生同学是什么时候到达安顺的亦记不清了。
    我去军医学校就读的行程归纳如下：1、金华至江西东乡段乘火车；2、东乡、临川、崇仁、永丰、吉水、吉安段是步行；3、吉安、永新、界化陇、茶陵、耒阳段乘汽车；4、耒阳至衡阳段乘火车；5、衡阳至桂林段乘火车；6、桂林、永福、百寿、融县长安镇段是步行；7、长安镇、丙妹、榕江、都江、三合段乘船；8、三合、八寨、麻江、马场坪段可能是乘汽车；9、马场坪至贵阳段乘汽车；10、贵阳至安顺段乘汽车。整个行程历时两个月。去安顺上学途中遇到的一些情况在俞家柽同学撰写的《随队赴安顺上学记》（《源远季刊》2008年25期）中有详尽的叙述，我也有一些相同的记忆。
    从军医学校附属医院出院时，我的身体还是较差的，头发稀稀疏疏，身体也消瘦得不像人样，到入伍生队接受军事训练时，入伍生的训练生活已经过半，所以我在入伍生队也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将结束时全队有一次实弹射击，记得我这次跪射的成绩还是比较好的，三发子弹打中了两发。
    1939年10月上旬入伍生队训练结束。10月10日前后，我们这批招收的医科新生被编为军医学校医科第三十二期及广州分校医科第五期，混合编班称医科混合第二期。这期学生毕业时不分本校分校均称为医科32期毕业生。学校新校址在安顺北门外贵西营房。全班共有学生108名，佩戴学生领章和中士军衔胸章，领中士薪饷，学制为五年。因为在战时，每学期20个星期上课，学期间有两个星期的假期，五年共220个星期，计1540天。其中四年以课堂授课实习为主，一年为临床实习。按计划四年课堂教学到1943年4月18日结束，临床实习于5月3日开始，到1944年4月15日结束。中间曾于1942年有一次盛大的军医学校成立40周年校庆活动，有当时在后方高校的名教授来校参访讲学，湘雅医学院和贵阳医学院高年级医学生也来校参访，我校以32期同学为主，与两医学院学生开展互相结友活动。记得期间停课数天，其它时间从未中辍学习进程。
    军医学校校长虽然由蒋中正兼任，但他从未到学校来过。主持学校工作的是教育长张建。学校还有教务处长、医科主任、药科主任等。每期学生都有专职队长、区队长管理。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分别来过安顺视察，我见到过何应钦，但因患流感卧床休息未见到白崇禧。我在安顺时因为经济原因，即使遇假期也从未到安顺以外的地方去玩过，只在当地看过苗族的跳花舞。有一个假期我班为了改善生活，曾派同学吕锦彬（东阳千祥人）等几个人到广西河池跑过单帮，赚了钱用于同期同学改善生活。也经常由同学为伙房买菜、监厨，同时像烧猪头肉、煎油炸果等活都由学生轮流干。军医学校中东阳籍的学生有不少，差不多有20多个，当教官的有东阳城里的陈大谟，早期校友，曾留学日本。比我早入医校的有药科21期生王著禄（东阳王坎头人），同时入校的药科生孙献昌、吴美枢、朱仕期、杜友荃等，学医的则更多一些，我们虽没有组织过同乡会之类的组织，但每到过年（除夕）大家都要聚在一起开个茶话会。我们平时彼此之间都讲普通话，但在这样的茶话会中大家都只许讲东阳方言，不许讲普通话。东阳籍的学生当时还有一个远景规划，主要是陈大谟的主意，即以后不当医官、司药，利用我们这批人力资源办起  医院和制药厂，来干一番大事业，为家乡为国家服务。
    受学校卫生勤务教官邱倬（元起）（1949年后曾兼任江西省卫生厅厅长）的鼓励，我们班在第七和第八学期编辑了《军医提絜》一书，全班同学按章按节分头编辑，积极性甚高。全书统稿后以癸未（1943年岁次）医学出版社的名义在江西出版发行。军医学校医科32期1943年在班的46名同学都是癸未医学社的社员，也是该社的全部成员。后来我得到一部羊皮封面的《军医提絜》，可惜后来因战乱遗失了。《军医提絜》曾多次印刷，1949年后再版时改名为《医师典》，该书广泛应用于国共两军军医界，受到军医人员的欢迎。有一种说法将《司药必携》、《军医提絜》与《军医杂志》称为“抗战时期母校在学术上的三朵奇葩”（见于校友会的《源远季刊》）。
    军医学校在抗战时期的一些情况，在王昌文学友撰写的《情系母校忆安顺》（《源远季刊》2007年22期、2008年24期）和赵永智学友撰写的《抗日战争中的陆军军医学校》（《文史天地》2010年07期）中有一些回忆，可以参阅。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关键时期，中国远征军急需军医。是年10月，我班奉命提前毕业，全班46个毕业生都被授予上尉军衔，全部分配到中国远征军，由中国远征军总司令部分配到各军任职。毕业后在校休息一个月，到11月中旬才乘汽车到达昆明，途中观赏了黄果树大瀑布。到昆明后，起初住圆通山军医学校昆明分校，后进中央训练团受训两周，再进位于黑林铺的步兵学校接受医学卫勤班训练五周（约在1943年11月下旬至1944年1月10日左右）。由美军医务人员任教员，课程是一些最初级的常识，如急救、抬担架等。将结束时接到远征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我被分配到驻云南砚山中国远征军52军工作。当时有军医学校医科18期毕业的一位姓姜的老校友即将到中国驻印军新30师任军医处长，需要带一些军医人员去该师工作，他跑到步兵学校训练班来游说我班同学去印度。结果我们当中有胡可澄、梁学志、陈诗渌、叶寄武、赵焕廷和我六名上尉军医没有去远征军报到，而听从了姜处长的安排。我们于1944年1月14日乘美军运输机从云南昆明巫家坝机场起飞，经驼峰航线到达印度阿萨密邦丁苏基亚机场，随后乘车到离萨地亚不远的小火车站附近，住在帐篷里待命。此处离我国西藏边境不远，我们第一次见到了西藏同胞，也在此地第一次吃到印度的面包和阿根廷的牛肉罐头，用领来的薪饷买来扑克牌消遣，在这里我第一次抽上了香烟，有英国的也有美国的。过了不久我们由驻地乘火车西行到高哈蒂（今译古瓦哈蒂），又改乘轮船由布拉马普特拉河顺流而下，到河西岸某处上岸，换乘火车到加尔各答。在船上可以看到各色盟军官兵，黑人、白人、黄种人，英国的、美国的、印度的、中国的，真正的各色俱全。当一些美国士兵看到我们这几个中国军官，问我们是什么军衔，得知我们是captain（上尉）时，都啧啧称奇面露羡慕之色，大概是我们这么年轻就当上了上尉吧！在加尔各答住了几天，又有人安排我们坐火车到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驻地兰伽（又译为兰姆伽）。兰伽属印度比哈尔邦哈萨里巴县，此地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一处战俘营，有许多现成的旧式营房。我们到新30师师部，做了彻底消毒洗浴（主要是灭虱）后换上印度人穿的军装。
    约在1944年3月，我们六人由新30师向驻印军总指挥部报批时，总指挥部军医处（处长萧冰也是军医学校早期毕业生）从中留了三名，由总指挥部直接分配任职，将叶寄武留在总指挥部军医处工作，调赵焕廷到总指挥部直属战车第一营卫生队工作，调我到总指挥部直属战车第三营卫生队任军医。只有胡、梁、陈三人留给新30师。赵焕廷不久随营赴缅北作战，我则到兰伽郊外战车第三营报到，营长是廖家齐上校(后任是刘景扬中校)，卫生队长姓石，还有一位中尉军医。我营组建不久，主要任务是接收装备及补充兵员（由国内空运过来）、训练。在这里我学会了开汽车，学汽车驾驶要从驾驶大卡车开始，能开大卡车就能开小车。驻兰伽郊外的部队每周可以看一次电影，电影院在兰伽，每次轮到我们营看电影时，总要十几辆大卡车浩浩荡荡运送才行（战车营满员编制是700多人，较步兵营要多得多）。到1944年10月，战车第三营因训练任务基本完成，移防到阿萨姆邦萨地亚附近一处营地驻扎，我们的营地就在布拉马普特拉河南岸的一片空地上，走不远就可以到河边，1944年即在这里过的冬天。

1945年3月前后，我们直属战车第三营又向前开进到雷多，这里是印缅滇公路（又称史迪威公路）的起点，不远就是缅甸。在一次执行任务中，我驾驶吉普车，为超车在犹豫之间被该车撞翻，吉普车被撞下公路，翻到1米来深的铁路上，我受了点轻伤被送进了医院。所幸伤得不是很重，不然，我可能就看不到抗战胜利了。
    1945年6月，中国驻印军完成了任务，分批撤回国内。我们直属战车第三营从雷多出发回国，所有战车留在印度待海运回国，其余大小车辆各种装备全部运回国内。我当时任营卫生队代理队长，率领营卫生队的吉普、救护车各一辆，卡车4辆及全队人员40余人，经八莫、畹町、保山、楚雄，在6月底到达昆明，一路都是自己驾驶。在保山时有同班同学马义品（东阳南马安恬人）来会，风雨连床畅谈甚欢。在昆明时，部队就驻在西山一带，在这里游了一处大佛寺和龙门。又见到了在印度分别的胡可澄同学，感觉特别亲热。在昆明我们迎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抗战胜利。
    1946年2月2日（大年初一）这天，收到家里寄到印度后又转回国内的家信，才得知母亲已于1944年11月29日（农历甲申年十月十四日）病逝，心情万分悲痛。人生忠孝两难全，若母亲在天有灵，她看到抗日战争胜利，一定会原谅我未尽孝心的！
    作者简介：
    张荣铭，浙江东阳湖溪人，生于1919年11月。早年在军医学校学习。曾任《軍醫提絜》编辑，该书由癸未医学出版社1944年出版。1943年后去中国驻印军新30师、中国驻印军直属战车第三营工作，回国后曾在联勤总部徐州陆军总医院任职。1949年后仍一直从事医务工作，1969年回乡。1994-1996年曾任《湖溪村志》顾问。2002-2006年担任东阳《吴宁托塘张氏宗谱》修订委员会主编，完成了总计32卷宗谱的修订工作。

 （感谢张荣铭老人女婿张植华提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