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迹分享

    （采访人员及时间：...，...）

    姓名及出生年月：邓振华，男，1924年11月25日

    部队番号：第三战区经济游击第二大队

    地址：安吉县孝丰镇溪边路

    邓老口述：1937年7月7日，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个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随着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安吉这座小城也开始变得躁动起来。同年11月，日军从杭州湾登陆浙江，不久便打到了孝丰，这一年我才14岁，因为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日军的侵略行为，从小我心里就立下志向，要参军要保卫国家、亲人。

    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当时家境很贫寒，父亲一直对我寄予厚望，盼望我有朝一日能有出息不被人欺凌。省吃俭用送我去学堂读书，然而不幸还是降临了。在我12岁那年，父亲由于太过操劳得病去世。随着抗日战争打响，家境越来越艰难，只有14岁的我那年以孝丰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浙西行署少年营。由于当时战事紧张，我每天和学员们要做的就是抗日动员，发动群众积极投身抗日，少年营的同学们带着板凳挨个村庄做宣传，每到一处，就站在凳子上高喊抗日口号，深受日本侵略的老百姓，纷纷投入到抗战的队伍中，齐心抵御日寇。

    由于年龄小，我一直没能到前线去战斗，而是在颠沛流离中不断的学习，为日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了躲避战乱，我们在西天目的少年营度过了4年时光。少年营的负责人贺扬灵（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主任）后来指示让我们这些小鬼继续读书，那时学校名字叫湖兴中学在莫干山的一个古庙里。后来又转移至昆铜上舍村等地反复转移才完成学业。1941年至1945年，加入第三战区经济游击第二大队（大队长郎玉麟，后改编为浙江省保安司令部保安第二团，团长李谟作），参与杭嘉湖地区抗日游击作战。浙江省保安第二团有3000多兵力，当时下辖三个大队，我在该团第二大队。还记得最惨烈的一次游击是在菱湖镇，日方一个中队，我们中方1000多人，就这样在菱湖镇遭遇，，日方的战事部署很严密，尤其是有几个碉堡，我们人多 简直就是包围战，其中有两个碉堡是炸弹打掉的，这次鬼子被全歼，事后数了一下有200个鬼子尸体，我们的游击队员也损失了200多个，剩下800人回营地。后来鬼子也报复我们，在汉奸的带领下，在孝丰到杭州的途中一个叫埭溪的地方那个伏击我们，这次死了很多学员，还有好几名骨干。

    高中最后一年在昌化的河桥镇读书，还有半年就毕业了，这个时候传来日本鬼子投降的好消息。当时成绩优秀的我在少年营营长的推荐下，来到杭州谋出路，在一次大学的招考中，我很轻松的就考上了复旦和上海交大，非常遗憾的是，我有能力上大学却没能力付学费。当时我连基本生活费都没有着落。正在忧虑和徘徊中，决定与长兴老乡孙其昌和另一名上海同学来到上海，每天我们就关注《中央日报》《大公报》等媒体发布的消息，就在我们几个人感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报纸上一则消息吸引了他：台湾战后重建。我自己希望我学的知识能有个有用的地方，另一个方面也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冒险。虽然当时我对台湾这个地方还没有概念，但还是跟同学们决定去看看再说。

    和同学们简单收拾了行李便登上了‘“台北号”客轮，这个客轮是从日寇那里缴获的，能载货也能载人。我们三个人就在底部的三等舱，没有床没有椅子，就这样三个人背靠背有时累了就躺下，三天后终于到了基隆港，下了船我们就去火车站，准备第二天参加考试。这次测试我被台湾警备司令部（司令长官兼台湾省主席陈仪）高等法院军事审判庭和一家纸业录取，此时的高等法院正在审判日本战犯，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去法院工作。

    哪怕是在游击期间，一直没有停止学习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的文化功底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在法院，我是一名刑事法庭书记官，并且直接接触日本战犯，这一点让我很兴奋，在审判战犯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亲眼见到了木村高之、平冈久忠等高级战犯最终受到了正义的制裁。总共由100 多名日本高级战犯受到了法庭的审判。这期间，我还担任过监斩官，将战犯送上刑场。这期间（1946年2月）我在台湾被保送到凤山15期军官班学习6个月。

    当时台湾属于国民党统治区，台湾和大陆的信息交流很封闭，我们普通人对大陆发生的一切简直就是一无所知，对国家的形势无从判断。我手上有一台收音机，每天晚上就收听《论人民民主专政》郭沫若的《我为什么要到解放区来》报国心切加上思乡，我就萌发了去解放区看看的想法，此时我已经有家庭，妻子缪月琴已经怀孕，听到我的决定一万个不同意，可我的决心没人动摇，直到拿到飞机票，妻子还是不同意我回大陆，而我让她在家等我，我会回来接她。

    第一站到了上海，然后去了兰州。在兰州我遇到了李谟作，他已经是张治中部下的师长，极力邀请我去他的部队—第91军第246师，军长是黄祖勋、正师长是沈芝生、副师长是李谟作，我在第91军军部任参谋主任。这时我也收到妻子的来信，告诉我她为我生了个女儿，我给女儿起名—叶如。到了部队里，我才慢慢了解了形势，再想出来就很难了，随后也就和妻子女儿失去联系。等到1949年，我就随李谟作的部队在陕西酒泉投诚了。学习班过后，我选择了回老家浙江，在安吉这片土地上，我经历很多，每次运动的时候我很低调，如有人对我不利，我会平静的反问：审判过日本战犯的我难道是人民的敌人吗？当地的百姓也很善良，基本我也没吃什么苦头，改革开放后我还做了几任政协委员。在老家我娶了妻子，有2个女儿1个儿子，现在跟小女儿生活，孩子们很孝顺。生活来源是黄埔生活费525元。

    （感谢湖州志愿者团队采访并提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