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迹分享

（采访人员及时间：黄斌，2013年10月）

姓名及出生年月：倪梅生，男，1919年8月3日

部队番号：苏浙行动委员会十一大队第五中队

地址：上虞市小越镇小越湖村

1937年4月，倪老投笔从戎，参加苏浙行动委员会十一大队第五中队，当时大队长是蒲凤鸣（广西人），中队长是张弓，班长是李仁宗，部队主要驻扎在上海南市和上海郊区佘山，根据国军部队需要，参加清除汉奸等工作。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倪老所部突然接到命令，命令他们“自行突围”，于是倪老他们就沿着公路朝西边撤退，一直退到安徽祁门，才被接收整编，但那时倪老被敌机的机枪扫射和投放炸弹引起的恐惧，以致得了心脏病，被送到兰溪第十兵站医院医治，后来脱离部队。

自述：

  “我是重庆第一个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人”

1945年，我经老乡周纪成介绍（周纪成后来任汉口电信局局长），进入重庆电话局长途电话机务站工作，站长是龚圻。当时站方把仅有的几台载波机藏在山洞里，地点在重庆郊区彭家花园。那时我是测量员，做测量工作，任务就是对线路监听，甲方乙方在通话中，音高高了给予降低，低了给予升高；有杂音就通知机务员修理清除；线断了，就放出频率，回收时测出断在哪一段，立即通知线务工上去修理。

一天，我正在值夜班，载波机红色键发闪光，我知道有重要人物在通话，就立即开始监听，以保证他们通话清晰。前面他们已经讲了很多话，我听到最后一句，一口宁波奉化口气，是委座侍从室林慰文：“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了。”明明白白，一点不会错，我听了心里乐开了花。一到来人交接班，我赶紧骑上车去市区我的四表叔孙荣樵家，把他叫醒，告诉他日本人投降了。他将信将疑，说“真的吗？”我使劲点头。他一下子起来，大喊：“伙计们，日本鬼子投降了！”这一下员工们纷纷爬起来，问明真相后，都大喊大叫：“投降了，投降了，日本投降了，我们好回家了！”他们把被子扯开，把枕头抛向空中，有个员工把一洗脸盆反过来当锣敲，大家闹成一片，其他单位的人，也纷纷加入。此时马路上的人越来越多，天空中响起了爆竹声，并逐步响成一片。四表叔当时才记得问我：“这个消息哪里传来的？”我说了经过，并说还有一个女话务员也同时听到的，四表叔说：“那就对了，那就对了。”

这时马路上热闹至极，更有趣的是那些美国大兵开了车，伸出手指做“V”字形，这时他们表示胜利的标志。

天已大明，我也累极了，便骑车回站，站内的同事马上围上来，对我说：“你到哪里去了，日本人投降了，你知道不知道？”我故意说：“不知道呀。”然后倒头就睡。

过了几天，局里开庆祝大会，那个姓朱的女接线生，自豪地对人说她是第一个知道日本人投降的消息的，因为她在值班。这个当然无可厚非。

过了几天后，我休息，骑车进城，在长途台找到了她，对她说：“你是听到日本人投降的第一人？”她说是，还说“怎么，不对？”我说：“不对，我也听到的。”她吃惊地说：“你、你、你是哪个部份的？”我说：“我是测量台测量员。”“好，那我问你，发话人士哪里的？”我回答：“是湖南芷江机场。”她又问受话人是谁？我说是委员长侍从室林主任。她拍了一下我背，“一点不错，你确实知道。”

原来我们有值班纪律的，把听到的国家机密，不能向外泄露和传播。后来我和她协商，不分第一第二，用一个“首先”。

过了七八天，一位同事说：“真的在全国地方上第一个知道日本投降的是那位场长，可能他身边至少也有两三个人，你们二人对全国来说十位之内知道的，在重庆，你们是首先知道就无疑了。”

以上事件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自豪的事。可是多少年来，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起过，连自己儿子也没有提起过。值此抗战胜利68周年之际，今天说出这个事，也算是抒发了一段心事，心情舒畅了。

（感谢黄斌采访并提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