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迹分享

      （采访人员及时间：吴缘、王海龙、林啸、余姐、高华和二嫂、小刚、沈玉萍、雨伞、张仲林  2012年12月1日）
      姓名及出生年月：王道春，男，1918年3月11日
      部队番号：黄埔18期通信科，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通信排
      地址：浙江省杭州临安市大鹄村
      我于1918年3月出生共有三个兄弟，我是老大，还有两个弟弟。23岁这一年，为了赶跑日本鬼子，乡里决定抽丁式征兵，五抽二，三抽一。家里我是老大，又读过小学有点文化，所以我就去报名参军。1941年10月份入伍生第四团来招生并开始报名，有200多个人被选上送到马啸乡。在乡里，这200多号人的名字都被写在纸上，放在盒子里，然后再抽签。12月份第一批的名额没有轮到我，我的序号是24号。我虽是小学毕业，但学过英语，数学总是考满分的，12月份第二批我被抽中。然后把我们送到天目山的浙西学校考试，这次我考了第二名的好成绩被中央陆军军官军校录取，被分在18期通信科。
      1942年正月十五我们就到金华报道，然后是为期6个月的培训，7月份，浙江的衢州金华相继沦陷，我们只好在团长沈策的带领下，先到松阳也就是浙江军营保安司令部，再送到缙云到邵武——南城这一路险象环生，天上老有日军的飞机飞来飞去很危险。带队的长官就命令我们白天休息，下午四点开始赶路，天亮就隐蔽睡觉，这样能避开日军飞机，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一路走走停停，很多人被饿死，我们有1800多人的队伍，其中就有500多人生病了，主要是北方人不习惯附福建地区的气候。部队就不能再行走。临时决定在南坪休息，顺便在南坪买药，让病员进行疗养，当时的条件很艰苦，500多个病员只有300多个床位。
     到9月底的时候，好多学员发现腿上有红点，但不痛不痒，没多久就开始溃烂，而且越来越大，一下子就死了十几个学员，年纪大点的还好不怎么害怕，有点才十八、九岁得孩子，非常害怕。再难再苦还是要继续赶路到萍乡——醴陵——株洲——湘潭，在这里居住了半年。这批学员兵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小学毕业，还有三分之一的是初中毕业，还有三分之一的是大学生，文化程度差距太大。校本部也打来电话给长官，要团长考虑到实际情况对现有的人员重新编队，各个队中都要有小学生、初中生、大学生。让大学生当老师，边行军边读书，6个月为期限，进行测试、应考。部队就在这种半读书半行军的日子下，从湘潭出发到衡阳再到桂林，到贵州交界处，此时有了交通工具-——火车。大家都很开心，终于不要走路可以坐车了，没想到遇到下大雨，火车前方的路塌方，大家全身淋湿，车厢都浸泡在水里。长官临时决定改变路线从四川走，所有的装备都晒了2天才干，两天后又坐火车回到长沙——常德——澧县——长江三峡一个三斗坪的地方，在茅草棚里住了一晚，没想到日军飞机飞来丢下三颗炸弹，还好都掉入长江，没有伤亡。第二天，长官就带领大家渡江，跟老百姓要了几十条帆船，要渡1700多名学员。长江的水流湍急，在渡船过程中翻了一只船，上面有卫生大队和病号，共40多个人被水冲走，同学们大家趕緊救人最後一清點少了8個人。有位军需官的弟弟也被江水冲走，他在岸边嚎啕痛哭，还没去战场杀敌就这样被江水夺走了生命，面對他那撕心裂肺的哭聲失去戰友的大家的情绪有点低落。
      过了长江后，在宜昌西面是定远交界防线，这里驻防的是新编第六师，师长也姓沈，他常常带领我们领队的沈团长参观防御工事。往北走，到了河北老河口，这里是国民第五军区司令李政成在驻防，看到我们这些学生兵，还送我们一个连队一头猪，犒劳我们连日来的疲惫和饥饿。
      我们继续走，从南阳——洛阳——西安。这一路到目的地走了一年十个月。我补充一点：在江西的樟树镇，那时已经是阴历11月，还没有发棉衣。只有一件棉背心两件单衣，单衣拆下接到裤子上，当地的老百姓也不管我们，幸亏当时蒋经国在江西做专员，团长跟蒋经国说了这事，后来就发下棉衣给我们，这时也差不多要过春节了。这个时期的国家非常困难，军官都是穿草鞋，老百姓也支持抗日，跟我们一条心，行军期间都是住在百姓家里。
      到达西安王曲七分校，当时教育长是何奇（谐音），中队长闵罗全，分队长王全中，总队长刚去的时候是将铁雄，我被分在3营10连3排学习，团长沈策，连长杨中兴，排长陈绍武。在西安校区的大操场上，已经是12月份了很冷，每个班只有一个帐篷。大家利用行军途中学的文化进行复考，大家坐在小板凳上，手里拿着小黑板，每人前后左右都间隔5步，考试合格就升军官，待遇也提高了。当时有1700多人考试，第一轮淘汰了100多人。团长很着急，这些不及格的学员一路上吃尽苦头，不能就这样把他们淘汰了，后来想了个办法，让这些不及格的学员分到各个连队做文书。浙江淳安昌化当时去了6个人，其中一个人叫姚法显被淘汰了，他知道自己淘汰了痛哭一场。我们这5个人就当了军官，他后来被团长安排去云南当远征军通信兵，两年后就再也没有姚法显的消息了。
      军校毕业后分到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通信排，师长杲春涌，团长王亚武，我自己任见习排长。部队还先把我送到师部通信连见习了3个月。我一个同学于建波第一次分到部队就牺牲了。这时正好空运了一批火箭筒，让我们大家都去学，学了也没有效果，因为它的射程只有50米。當我們都能熟练掌握操做后，我們進行了实弹射击，因為是新式武器我們只打了一發，在50米处摆上一塊一公分厚的钢板，发射后就見火箭弹击中了钢板，钢板被擊穿後立刻被高溫慢慢的熔化了，我們第一次見識了它的威力。我们跟随部队驻守在潼关，河南洛阳的日军想攻打潼关，我们每个组发了一个火箭筒，四个人一组，2个炮手，1个扛炮，1个瞄准。用电去发射的，声音很轻，就跟放烟花那么点响。潼关以外的枣树林里，我们八个火箭筒埋在土坑里，等鬼子到了30米的距离才发射，大概有300个点圈了40个点，八辆坦克打掉4辆（以埋伏的点为中心，可以射中300个目标，最终只射中40个目标，其中包括4辆坦克），射程太短，实在是来不及发射。我头顶上至今还有个伤疤，那是一颗炮弹落下，在我头上借力弹跳后再爆炸，还是战友说我受伤了，我自己一点感觉也没有，用手一摸全是血，后来包扎一下照样跟他们继续扛着火箭筒继续埋伏。
      潼关是个防御线，日军一直没法打进去。日军就想避开潼关，从豫川公路攻西安，我们就在昕水河的西霞口防御，这几个月就在这打拉锯战，不过此时的日军没以前那么嚣张，好像老实了不少，直到日本鬼子投降，他们也没能再往前一步。
      抗战胜利后，我们的部队驻扎在渭南，1947年我回到了浙江老家种地，娶妻生子，由于是在农村，文革期间没受太多的冲击。女儿已嫁外村，现跟儿子生活，儿子今年也75岁了，打点临工，生活不富裕，但子女孝顺，日子也就这么过着。没想到在闭眼前还有这么多人来看我，你们甚至还知道那段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说的历史。再次谢谢大家的关心。生活来源靠黄埔补贴525元和老龄费100元度日。
    （感谢杭州志愿者团队采访并提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