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迹分享

      （采访人员及时间：雨伞，2013年2月1日）
      姓名及出生年月：甘广华（甘钵炎），男，1924年11月16日
      部队番号：忠义救国军第一区队第三班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溪龙徐村湾村
      我出生于1924年11月16日，兄妹共4人，我排行老三，妹妹最小。在抗战初期，为了逃避兵役，举家逃难到浙江长兴县红星桥这个大队落户种地为生，妹妹在这个兵荒马乱的那个年代生了一场病，不治而死。在我六岁那年（1929年）清明节前后。一天夜里邻居家突然起火，那时都是草房子，我家也没能幸免，慌乱中父亲只能抢搬出重要衣物，忘了我和三哥两人还在睡觉，瞬间父亲想到我们，不顾一切冲进屋里连抱带拽把我们哥俩救出，可是父亲被烫了好多水泡，现在想想都不寒而栗。
      大概是贫穷的缘故，我到10岁才开始读书，在一家私塾里读的是教科书。有古典文学、三字经、神童诗、百家姓等都读过，在私塾读了两年书，日寇全面侵华的战火就波及到长兴县，私塾被迫停办，我也就辍学在家养牛。在家放牛期间，田地里的劳力有父亲和两个哥哥，我也就躲在家里看书和写字。说说是躲在家里其实我是男丁的老幺，难免父亲要袒护些。
      1938年4月19号上午8点左右，忽热上空传来很大的轰鸣声，大家都出来看是怎么回事，就见上方天空有十几架日军飞机朝我们飞来，村民们还为来得及隐蔽，敌机就在县城所在地桃城上空投弹。桃城距离我的村子只有15华里，爆炸后的震动我们很清晰的感觉到。一个小时候就传来消息，桃城遭空袭死亡100多人。很多人多钻进室内防洞里，可是房子倒塌后又燃烧起来，有好多人都是浓烟熏死的，惨不忍睹。这时候的湖州也沦陷了，日军就驻扎在湖城，还经常下乡扫荡，不管是严寒半夜，只要接到消息，我们就从被窝里爬起逃离村子，为了照顾妇女儿童老病弱，我们都要躲进有10里远的山坳里，每家只留一人。我们在山里躲了一个多月，日寇走远了我们才搬出来。那次日寇扫荡，在徐村湾烧毁不少房子，徐村湾南头的一片楼房都是百余年的古建筑，竟被烧得精光，呈现一片焦土。
      抗日战争期间，学校被迫停课，村上的小伙伴都失学了。为了略作弥补，我与三哥以及其他几个放牛伙伴为陈福祥、五弟广泰等利用休息时间，在我晒谷场的一角盖起一座约六平方米小草屋，办起了夜校，这个“夜校”取名叫“华胜夜校”寓意中华民族抗战必胜。我与三哥一方面充当老师，一方面借此自学。来就读的“学生”只有六七人，都是文盲或半文盲。课本自备。那时没有电灯，就用火油灯照明，买火油的钱大家平摊，或由很便宜，每人拿出一枚铜钱，就可以点上十来天，大家兴趣都很高，一般不会缺课。
      十七岁那年初春，我跟村上的两位同学告别了私塾，到梅溪紫梅小学插读五年级。暑假期间，我投考浙西二中，当时浙江省高中学只有浙西一、二、三中，三所中学惟有一中和二中教学质量最好，二中校址在孝丰统里，路程较近，所以我报考了二中。
      我在二中读书，成绩优良，根据校方规定期终总考，平均分数在80分以上者具备公费条件。寒假期间，我请求读小学的老师在县教育局科办好申报公费生手续。金老师是我在家放牛就认识的，那时村里来了“抗日流动施教团”，他是该团成员之一。改团当时的任务是动员群众、宣传群众抗日救国。他们在村里办夜校，教唱抗日歌曲、放映抗日幻灯，组织妇女，抵制赌博，搞耕牛比赛等等。
      由于没有学费，我只能再次辍学在家。原来二中的金老师介绍我进入安吉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任委员，这年我十九岁。抗日动员委员会只有四个工作人员，工作内容是做抗日动员，实际上一个月不过宣传一两次，还是利用群众大会召开之际，该会干事上台十几分钟，就“圆满”地完成任务，但在每月上报的月报上却是名目繁多，什么召开过抗日动员大会，张贴抗日标语，散发抗日传单等等。我的工作是撰写宣传干事每月草拟的月报，工作量很轻。
      宣传干事胡中英与我同在该会工作的日子里，我们颇为接近，但相处不足两个月，他就辞职去动员会干事职责，前往安徽广德参加“忠义救国军”担任指导员。动员会工作人员只剩下三人了。六月份该会奉命撤销。另一位干事张文标被调到县政府任科员。我呢？县长兼动员会主任郑邦琨找我谈话动员我回家，由于我涉世甚浅，就无条件地糊里糊涂地回家了。
      在抗日动员会工作时，同事胡中英参加“忠救军”后经常与我联系。在师训班暑假期间，我写了封信给他说自己不想再教书了，而要从军。请他给我介绍，得到他的同意后就直奔他处，他特地陪我一道，找到当时驻在安徽广德的忠救军总指挥政治部。政治部当时即将我转送到开办不久的“干部教导队”政训班受训，从那时起我即取名“甘霈”。
      “忠救军”是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统称“军统局”）是戴笠直接领导的，总指挥是马志超、王春晖、周伟龙。其兵源都是从地方招募而来，经过严格训练，所以纪律严明，战斗力很强。
      干教队长李文俊少将军衔，黄埔四期毕业。他身穿普通军装，脚穿草鞋，朴实、威武。在政训班受训的学员，都是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小知识分子。有来自沦陷区上海、苏杭的，有从苏浙皖边区来的社会青年和学生，极少数是从部队抽训来的。政训班与军训班授课出操基本相同。政训班只是多出一二门政治课，为“总理遗言”“总裁言训”等等。教官由总政治部科长以上的政工人员担任。
      受训时生活紧张、艰苦，天未亮起床号一响，一骨碌地爬起来，十分钟内就要整理完内务：打水、绑腿、排便、洗脸等等杂务。不等军号落音就要跑到操场上站好队列。如果军号落音了你才跑到操场未及入列就证明你迟到了，区队长就要罚你站在旁边亮相，使你十分尴尬，窘态毕露。有个叫周侠生的同学也是安吉人，因动作迟钝，从未洗过脸。
      上午全是军训，下午军训和讲堂（政训）各占一半，吃的是糙米饭，饭里掺杂着很多稻谷，吃饭时限10分钟。时间不允许你挑三拣四，也谈不上细嚼慢咽，而是狼吞虎咽。那时正是夏天，骄阳似火，没有餐厅，就得在烈日下就餐，大家却无怨言，听不到一句牢骚话。抗日时期条件极差，我们到了军营穿去的便衣一律脱掉，换上军装，可是军装只有一套，穿得发臭，就到河里去洗澡，跳进河里首先是洗衣服。洗好、拧过、晒在岸边就去游泳洗澡，洗好澡衣服也晒干了，穿在身上“干干净净”地回营房，真是一举两得。
      抗日的时候我是以知识青年投军的，在干教队政训班我的成绩很优秀，分到中忠义救国军后我一直管人事，如调补或升迁。我一直在后方，没有直接去前线和鬼子打过。在后方我还负责反谍工作。我的反谍能力很强，长官授我中尉军衔，掌管上尉的工作。抗战胜利后，部队要整编，都是我做的鉴定，后改为交通警察。在“中央”是军统系。戴老板去世后由毛人凤接管。
      1943年冬，日寇已侵占我半壁河山。国民党正规部队节节败退，“忠救军”这个游击队便无力抵抗，于是总指挥部即撤离驻扎多年的广德王岭。日寇长驱直入进驻王岭，干教队亦随总部躲进广德山沟里。有一天夜晚在李文俊队长的亲自率领下，干教队全体出动夜袭，目标是原总政治部驻地现被日寇占住的梅村，因地形熟悉在夜色掩护下，摸到梅村贴近的右翼山头，对准目标进行扫射步枪机枪陡然齐鸣，约半小时，射击点，原来闪烁着微弱的灯光已经熄灭。日寇龟缩在巢穴里未敢还击，我们立即撤回。这是我第一次上火线，当我随着部队在黑夜里摸索前进时，颇有恐惧感，等到达阵地找到掩体，瞄准目标射击时，心里倒也坦然了。
      我们在广德山沟里进行“游击战”的当儿，因进入战斗状态已无军训班与政训班之名而是统一编为三个区队，我被编为第一区队第三班。班长韩富贵河南人，是个大麻子，是从部队抽调来培训的，个性直爽，颇有军人气概，队里发给他一支俄式冲锋枪，子弹夹是圆盘式的，一夹就是50发，扫射时快机一搬，50发子弹就全射向敌人，我因年轻又无战斗经验，被指定给他当弹药手，专门背着子弹跟在他身后。
      我们驻在广德卢村时，又一次得到情报：盘驻在广德城里的日寇有一部分从城里出发正在向我方流窜。于是队长一声令下全体出动狙击。兵贵神速跑步前进，约跑了两里多路，到了一座荒山岗上，认为是有利地形，大家取卧姿埋伏，准备痛击来犯之敌。一个多小时后，前沿情报传来，日寇折返广德县城，我们随即解除警戒，回到原驻地。
      过后，不久我们调防到另一个村落，有一次对面山上发现敌情，我们在队长指挥下火速占领了右侧山岗制高点。这时，我们的行动已被敌方发觉。子弹直向我方射击，于是双方就噼噼啪啪地打起来，只听得子弹在身边扑哧扑哧地作响。此时我们都已找到各自的有利地形，取卧姿还击，惟有队长高高地站在离我约三米处稀疏的松树林中，神色泰然。看他那样指挥作战，我真替他捏把汗。等到发觉对方并非敌人而是友军时，双方才停火了，可是一位军校出身的区队长在这场误会中白白地断送了年轻的生命。
      1944年3月，部队辗转来到宁园（安徽），干教队驻扎在三面环山的南阳山区。一天总政治部派员将我等原政训班学院胡仲学、许志成、杨伟、王辉、王中杰等七人调到政治部政工队。我们喜出望外，从此结束了军训生活，将正式投入工作。当时总指挥部驻在宁园万家桥，政治部驻在离总部约两里路的王家塔。我们直接到政治部报到，踏进政治部大门，第一个必办手续，就是填表加入国民党为党员。
      我在政工队呆了一个多月，即被调到政治部总务科担任文书工作，撰写文件、可写蜡纸、油印宣传等，倒也轻松愉快，由于我对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不久即被升为少尉代科员，专做收发文件工作。一年后又被提升为中尉科员，专门负责全军政工人员的升、迁、调、补工作。直至抗战胜利部队改编。
      1945年秋，国民党浙西训署召开苏浙皖党政军联席会议，忠救军政治部上校秘书裴可权（代主任）代表该军出席会议，少校科员周天鐧，少尉政工人员戴毅和我作为随员陪同参加。当时浙西训署已迁到浙江昌化。我们抵达伊始，主任贺杨灵走出办公室前来迎接，一一挥手问好。贺是个大块头，人高马大，腰粗背圆，文人武相。据说他坐在办公室里也要打绑腿，讲起话来声如宏钟。
      1945年8月6日、9日同盟国美国先后在日本长崎广岛分别投下两颗原子弹，接着苏联出动80万关东军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14年抗战胜利了，忠救军不再躲进山沟里，要开到已收复的失地见见世面。于是忠救军总指挥部首先进驻浙江余杭县城，与年冬稳驻苏州，三月份在苏州改编。原忠救军三个纵队和几个游击支队改编为十五个交警总队。隶属于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为了保护铁道维护交通秩序。我被编在交警十二总队，任中尉副官。我在副官室的工作是搞杂务，例如总队稳驻新地，要想法筹借桌凳等一般家具，采购办公用具，管理和饲养马匹等（那时尚未配给军用车），另有一位上士职务协助我，工作轻松。我在副官岗位上干了三四个月，被调到军需室任军需。
      部队改编前夕，军统负责人戴老板前来视察。政治部驻在苏州玄妙观后面的“中正堂”。那一天忠救军连级以上的军官都在“中正堂”会餐，我亦在座。戴笠在席上并未讲话，吃了饭就走了。戴对下属十分严格，每年都要前来视察2—3次，消息传来，那些违法乱纪者无不胆战心惊，慌而不安。
      国民党中央对这支部队十分重视，改编为交警总队后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国防部长白崇禧都先后来苏州视察并讲话。
      1947年的6月，我敏感的觉得政治气氛不对，要自己人打自己人，虽然失望但我还是很识趣的主动辞职回到浙江安吉，娶妻生子务农。期间遭遇很多坎坷，直到平反后我才被摘掉反革命的帽子。
      我有2个女儿，大女儿是老师，原来她有固定收入，经常贴补我，去年去世了，也就没钱了。如今我跟小女儿生活，他们夫妻做农活，生活也很艰辛。我的生活来源只有村里的高龄老年费100月。年轻时光还去北京上访过，没有人理我，现在也就想通了，比起死去的战友，我还幸运的还活着，往事已矣，只想身体好，多活几年，可是我浑身是病，就看天意了。
      （感谢湖州志愿者团队采访并提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