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迹分享

      （采访人员及时间：吴缘、雨伞 2012年7月13日）
      姓名及出生年月：方政，男，1923年10月14号
     部队番号：战干四团特科总队，七期一大队三队
    地址：浙江杭州市文三路伟星大厦（籍贯：绍兴）
    在下方政，1923年出生，浙江绍兴人士。目前身体健朗，尚能上网写作。在没有接到阎王爷的报到通知书之前，还想看看这世道的变幻，人情的冷暖，各类角色的表演，特别是其中的感人场景。首先介绍我自已，我曾经有过的身份如下：大学生、中国国民党党员、国民党在日本占领区的地下工作者、国民政府公务员、反革命分子、劳改犯、刑满释放人员、国营工厂的四级技工、国营农场的三级农田工、公社社员、管制分子、临时代课老师、民办外国语学校校长、正校级巡视员、中国民民主同盟盟员、浙江省民办中小学创始人、校长获奖得者。看看以上标签就可以知道，我的人生丰富多彩，又是跌岩起伏，真不枉此生在人世走一遭。再说我所经历的朝代更是让人眼花缭乱，管辖过我的政府就有7个之多：北洋军阀政府、奉系军阀政府、满洲国政府、蒙疆自治政府、华北自治政府、国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些政府都要求我忠于它们，服从于他们的领导，他们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统治理论和残暴的专政工具，他们可以给我温饱也可以置我于死地。
    1928年就读于成章小学一年级，中途全家迁移到奉天，三年级是在奉天大东门第四小学上学。1931年的秋天，一天晚上，父亲领我在市区的一个商埠的饭庄参加宴会，晚上10点，宴会散了，我坐在黄包车里父亲的膝盖上，回味着刚才吃的菜肴，迎着秋天凉爽的秋风，望着天空明亮的月亮，心情非常愉快。但是就是这天晚上，对中华民族、对东北三千万民众、对我的家庭、对自己的将来却发生了无法形容的残酷的影响、当时我是毫无所知的，这一天就是1931年9月18日。从这一天开始，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开始了。19日，奉天城北日军占领了，溃败的东北军陆续向关内撤退，不久，东北三省北日军占领。当然这时我根本不会知道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等这些人的名字，在记忆中，除了恐惧就什么也没留下。1932年的春天，我考进了长春双桥子长春两级中学初中部。1935年的3月1日，这一天，大家都在操场上参加新皇帝登基典礼。听老师说：爱新觉罗溥仪要成为新皇帝了，今后三千万满洲人就成了他的臣民。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引发了中日战争，我当时还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每当跟同学们去看电影，看到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在银幕上出现时，满场的观众顿时就鼓掌欢呼，我看到这个场景很高兴，不住的流泪，这也是自“九一八”以来，第一次看到祖国的国旗。不久好消息频频传来：国民政府终于下定决心抗日了，我们听到很高兴。但是不久：北平沦陷、上海沦陷、南京沦陷，我们学生被迫参加提灯游行庆祝日军胜利。有很多人就想出国避难，当时为了防止青壮年逃亡，“出国”手续非常严格，我总算顺利的拿到了“出国证”，我经过海关，进入叫做“华北自治政府”的另一个国家，第二天又进入了“蒙疆自治政府”的另一个国家。这时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国民了，对此后的人生道路更加茫然。
      1941年，姐夫的弟弟在北京国立新民学院工作，靠他的关系，我进了这所学校。本科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4年，分为政经系和法律系，我选读的是政经系，学习的内容里有日语课，每周有8节。
      同年的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到了42年的后半年，形式更加严峻，我们6个同学就秘密商量，与其在学校里没有心思上课成天提心吊胆的，还不如到后方参军学本领然后去前线杀鬼子。最后付诸行动的只有我跟张兴群两个人。我们就坐着马车从灵宝到了洛阳，住进了军队的招待所，听到接待处负责人的介绍，并且询问我们的要求。我们这群学生当中有的希望报考军校，有的希望去重庆，我和张兴群因为没有关系，所以决定先去战干团。
     从洛阳到西安之间有火车，但是在潼关的对岸就有日军的炮兵阵地，白天是不能行使的，到了夜间，整列火车实行灯火管制，并把火车头蒸汽炉也隐蔽起来，列车乘着夜色在敌军的炮兵阵地前通过。第二天早晨，我们好不容易到了古都—西安。
     中央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由蒋中正兼任团长，西安市第四分团，简称干四团。以后其他三个分团陆续撤销，只剩下西安战干团，实际是有胡宗南掌控，胡是黄埔第一期的毕业生，是蒋先生的亲信学生又是浙江同乡，所以蒋先生很器重他，任他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除战干团之外，在西安王曲还设有一所军校即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战干团是培训军队中的政工干部，军校是培养军事干部。西安战干团下设学生总队和另一个特科总队，我被编在第七期的特科总队一大队三队。也就是一个大队2个中队，每队有3个小队9个班，每班15人，等于一个连。中队长姓罗，是包介山的内弟。指导员姓沙，山东人。那时从敌战区来的学生很多，差不多两个月就可以编一个中队，在我们后面来的人就编入八期一队了。每天除军事训练外，还学习爆破、筑城、游击战术等科目，每月也有少量的津贴，每次领到津贴我就会到团部的餐厅买上一碗木樨汤和杆子馍改善一下。有时偶尔也去市内的餐馆花掉一半的津贴吃一顿套餐：一碗红烧肉、一碗青菜、一碗米饭，吗，美美的饱餐一顿，是最大的享受。受训期间，早晚点名，早晨要唱黄埔军校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时革命的黄埔……”晚上点名时要唱《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虽然每天都唱，但每次唱的时候还是很激动，很兴奋。那时中华民国的国歌是“卿云哥”很少唱，歌词已经记不得了。
     我们这些青年都是从敌占区过来的，其中很多事东北伪满洲国逃来的，我们从未接受过政治熏陶，只是有一腔爱国热情，只知道蒋介石的重庆政府是正面战场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并且中国人固有的正统思想，认为重庆是孙中山先生一脉相传下来的正统政府，所以追随国民党是天经地义的选择。我们在战干团集训9个月，毕业前指导员给大家讲话，动员我们加入国民党，所以我们办了集体入党手续之后，在一天的夜里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在庄严的气氛中，大家举起右臂，跟随总队指导员朗诵“为三民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词。这一刻我热血沸腾，十分激动，倍感荣耀。谁也不知道这一刻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在分配工作前夕，指导员通知我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为加强战地党务工作的开展。决定在西安党务工作人员训练班招收少量的新鲜血液参加培训，就询问我们有谁愿意报名。这个班也设在战干团内，但归中组部领导，是部长朱家骅培养直系人马的机构。报名的时候就说明毕业后要到敌占区做地下工作，我没有丝毫的害怕就报名了。不知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还是个人英雄主义，反正感到去敌后工作很刺激，也非常光荣，而且我居然被录取了，共六七个人。面试的时候，教官问我将来可能到什么地方工作，我回答是察哈尔省张家口，因为我的二姐夫就在那里，他的交际范围大，可以给我的工作带来便利或多或少还可以掩护我。
      在培训期间，偶尔也响起空袭警报，学员们就离开营房，到野外的麦田里躲避飞机，躺在麦田里仰望蓝天也很畅意，其实我一次也没有看到过飞机飞来。我们学习的时间是两个月，学习的内容和在战干团大致差不多，毕业考试我竟然得了第一名。毕业后没有把我直接分到张家口，而是把我和另一个察哈尔党部的人带到重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战地当务处实习6个月，那可是班中同学们做梦都想争取的机会，认为这个是将来飞黄腾达点的晋升阶梯。我们一行5人从西安做火车到宝鸡，在那里搭军队的军车翻入秦岭入川。一路上观赏山水风光，非常悦目，比起北方光秃秃的穷山恶水美丽多了。但路上过险峻的十八盘秦岭主峰时真让人心惊胆战。到了成都，体验了天府之国的富庶，那里的东西又便宜又好吃，印象深的是桔子又大又甜。到了重庆，中组部就在上清寺与两路口之间的巴县中学的旧址内。重庆号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他们就把我们安置在离大门不愿的废弃的游泳池内的竹木房间居住，墙上每天都有潮气凝结而成的水珠，可想而知潮气有多重。中组部分：普通党务处、军队党务处、和战地党务处。战地党务处下设秘书科、组织科、调查科、交通科、资料室。我和刘大超、高筠被分在资料室，我的工作就是把战地搜集来的情报整理成一本叫《伪满概况》的小册子。另外就是收听日本的电台广播和监听日方的电报信号。
      在重庆我们一共有两次受到朱家骅的接见，第一次是刚到中组部，他勉励我们要好好学习业务，为党国效劳，第二次是学成离开时，他也是亲切的祝我们一路平安，工作顺利，他给我们大家的印象是很有学者风度的人，谈吐文雅，衣着讲究，具有高贵的绅士气质。他是留德的学生，在国民党政府内历任浙江省委主席。在重庆的日子很松散，只要做完我一天的工作后，可以任意支配自己的时间。在工资待遇上有规定：满25岁的人可以领取5斗米。而我只有22岁，为了多领着5斗米，我虚报自己的年龄，一直到解放后，我都是虚长3岁（怕太小别人瞧不起）。
      1944年元旦，在重庆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我站在居住的上清寺门前的大街上，观看了中央军的部队列队接受蒋介石委员长的检阅。1944年的春天，由于一位北平交通站的交通员暴露，被日本宪队逮捕，导致华北及东北部分国民党党务地下组织被破环，很多下下党务人员被抓捕。所以此时我必须去报到。6月份我离开重庆，来到西安，和西安交通中心站取得联系。并且领到活动经费。在第二战区的秋林，在那里度过黄河，再经吉县、永和到达孝义，再与孝义交通站联系上，由他们安排我通过封锁线进入敌区，然后经同蒲铁路潜入北平。我化名“王维华”，领到一张良民证。此后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开始了两张面孔生活。
       1945年的8月初，苏联趁火打劫，对日宣战。苏军从西，北两个方向超东北，内蒙推进，一下子就把张家口暴露成前线。驻华北的日军仓促应战，紧急动员后备兵源。把一些老弱病残的都招去，此时日军的败迹暴露无遗。8月15，日方对中宣称投降，整整14年的侵华行为终于被死伤无数的中国同胞的尸骨堆成了句号。
       1949年娶妻生子，1951年被镇反，1952年判刑3年。在北京砖厂里改造，1955年刑满，但一直被留厂观察，也就是一直烧砖。1959年被集体移民到东北的咋里木门（谐音）靠近内蒙，此时已经妻离子散，儿子最后幸得我二姐带回，离开时只有7岁，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儿子马上又要分别，什么时候能再次相见，此生还能不能相见，谁也不知道。我只带着老母亲动身去遥远的地方。1970年，林彪发表了2号通令，将我们遣送原籍，我就回到了绍兴。1981年，绍兴的一位朋友办了一所日语夜校，他邀请我做日语老师，这个就是绍兴越秀外国语学校的前身，在那里一直工作到2000年。
     我总结自己：前20年是流落异乡，中间30年是遭罪，后30年才有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尤其是2008年日本教育团来越秀考察，知道我的日文很好，他们很惊讶，随即知道了我一生的遭遇，他们很感慨，建议我把自己的经历下下来，让后人知道，他们还承诺我。要是我本人愿意的话，可以用日文出版，也让日本人知道侵华战争带给中日两国人的伤痛。我觉得有道理，也不想刻意隐瞒那段自己的经历和国家的历史，就动笔写《一位中国老人的回忆—动荡上网时代，彷徨的人生》---日文版。
      日本媒体对我的回忆录给了很高的评价。如：日本的《朝日新闻.窗---编辑委员室》、《静冈新闻.大自在》、《中日友好新闻.随意》。再后来，我就想让更多的国人知道这段历史，就着笔写中文版《一位望九老人的人生自白》分三步：第一部：动荡的岁月，路在何方第二部：黯淡的岁月，苦海无边第三部希望的岁月，聊慰此生   尾声附录此书与2011年中文出版L字第091号
      结束语：在长达近70年的漫长岁月，我从没有度过有清闲的日子，现在突然休闲下来无所事事，反倒生出一种不适应感，幸运的是，我的身体很健康，我还想看看这个世界的发展变化。一个国家的国人如果大家都知道自己国家的真正历史，就犹如你们关注历史关爱抗战期间的老兵
    （感谢杭州志愿者团队采访并提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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