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迹分享

姓名及出生年月：施友忠（施惠泉），男，1924年

部队番号：国民革命军十六师特务连；浙保第三纵队；四明山三五支队五支队。

地址：嵊州市城关镇南京路2幢205室

自述：1939年十月光景，日本人已在嵊县县城了炸弹。我当时十四岁，在县城附近讨饭，家在城附近的桥里村，父亲是脚夫，母亲在外面给别人做奶娘。下有一个弟弟，父亲和我兄弟两个栖身在城南的天心寺内，在县城内天天能看到一些学生在游行做抗日演讲，便也烙下了打日本鬼子的决心。一天，国民革命军十六师路过嵊县，驻扎在城外一带，部队支起了行军锅在做饭，我便主动上前去打下手，帮忙洗刷，顺便讨点锅巴吃，顺便也带点回去给父亲和弟弟吃。一天听说部队要开拔去攻打上海，便偷偷爬上卡车，当时只晓得跟着部队走有饭吃。晚上九点出发到第二天九点下车，在集合队伍时，连长发现了我，便问是怎么回事，后来司务长认出我是在嵊县帮过忙的小要饭。当时有很多人说要把我丢下，我当时趴在地上拼命哭，哀求不要丢下我，连长（李飞鹏，湖南人）见我可怜，留下我，让我在炊事班干活。

当时战斗非常激烈，每天都看到有很多伤员及死尸抬下来，没过两天，我特务连接到命令要上战场。当时丢弃的大刀很多，连长给我一把大刀，便上了战场，在战场上根本看不见日本人，天上的飞机和兵舰上的炮弹如雨落下，我便吓昏过去，才到部队清扫战场时，有人把我从死人堆里扒出时，才知道还活着。连长见我活着，便让我当号兵，让我把年龄变成十八岁，部队都叫我“矮十八”。过了半个月，部队接到命令参加芜湖会战，部队要急行军120里，炊事班的战士轮流背我，一次把我放在行军锅里抬着我走，半路上我掉了下来，连长亲自背着我，晚上睡觉时，天很冷，连长让我抱着胸口睡，我感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温暖。便暗暗下定觉醒，一心一意跟着连长走。部队在青阳附近跟日本人发生战斗。突然有一天，接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程同的命令，命令所有的部队集合，训话，在高音喇叭中得知十六师有二个团逃到新四军去了，当场把何平师长给枪毙掉了，并命令剩余的部队开到上饶，连长一看情形不妙，便带着特务连全部人员往浙江方向撤退，当时跟着我们连的有辎重营的人，有卫生队的人共有四百多人。推到上虞被曹娥江挡住，当时对岸的守军要让我们缴枪，连长便叫我跟他一起去对岸谈判，商谈投靠事宜。去时，连长在我后背插了两把快慢机。到了对岸，连长发觉对方要动手杀我们，便从我背后快速拔出枪撂倒了几个，我一急，也拔出枪来一阵乱射，竟也放倒了结果，使得连队顺利过了江，一路往余姚、宁波方向跑，一路上碰到追、堵的部队都打，到镇海时，我们连队全部人员都在，尚有三百多人，分驻在大榭、金塘、台山、陆横等几个小岛上。

当时沈家门已被日军占领，我们未解决粮食问题，向当地的维持会派粮。有一次晚上，排上和我等十个人分乘三只小白艇去攻打沈家门的日军，上岛后得知日军有一百多号人。当地的武工队人员透露说港口外停有一艘从青岛运往广州的日本舰，装有面粉，这两天在避台风，船上有十几个日本鬼子和七个中国人，消息是两个中国船员在岛上喝酒时谈论讲出。我一听说有粮食，便强烈要求攻打。排长说不能违反军纪，我因为连长对我恩重如山，执意要抢粮食来报答，一个人便驾船要去，排长没办法值得同意。悄悄的靠到了大船边，可船舷很高，怎么也爬不上去，又不能发出很大响声。我被下面的人抱着，乘着浪高的时候，用力一抛，两手稳稳地抓到了船沿。探上头一看，有两个鬼子端着枪在放哨，边上的探照灯一闪一闪，扫来扫去，我悄无声息爬上去，偷偷靠上去拔出手枪就是一梭子，就把两个哨兵打死。紧接着，一个日本鬼子从船舱下面跑上来，我一枪把他打倒，便守在舱口，冒出一个打倒一个，鬼子不上来，就往舱里扔手榴弹，一共给我打死十个，还有三个鬼子尸体被我扔到海里去。这时候排长爬上来，端着“机关枪”往舱下一阵猛扫，放倒了三个鬼子。过不多久，感觉安静下来，便下舱检查，发现上、中、下三大舱堆满白面粉，七个中国船员躲在一个角落里，我们便挥着船往泉山方向开，开到西周港口，第二天潮水退后，船停下了，排长带人回去通知连长来拿面粉，我留下看管面粉。

连长闻讯后带了两百多人来，趁潮水来临时，将船靠岸，三大舱的面粉，两百多号人整整背了两天还没背完，连长便发动周边的老百姓来背粮食、防止日本人来抢，过了几天，日军派飞机将这轮船炸掉了。缴粮后象山县政府得知后商谈将我们连编为象山县自卫队，下辖三个中队，我被任命为第三中队班长。当时象山县城尚未沦陷，但附近的萤石矿驻有日军，石浦驻有日军，我因为每次去摸哨、打鬼子都很勇敢，连长有一次在开大会，上报军饷名单时，当场将我的名字改为友忠，意为打仗时很“有种”，我们分驻咋象山县城外，我守在城东黄土岭一带，整整守卫象山县城三年，三年来我们缴获的面粉还未吃完。

记得约1943年冬天，日军开始大举进攻象山县城。我班在黄土岭被日军打死七个，我们被迫撤退，象山被沦陷。我们撤退到一个叫界牌岭的地方，一边靠海，认识一位在庙里教书的先生，是新昌人叫吴旭初，平时跟我很讲的来，一起在海边捡蛤蜊、后来他跟我讲一些关于布尔什维克的事，部队里的人都叫他“烂膏药”让我不要相信他。他偷偷跟我透露，他是四明山五支队的一位指导员，让我带几号人到四明山去，后来还让我据拳头入了党，我因为连长对我恩重如山，觉得不能这么做，便拒绝了他的要求，过不多久，连长被象山县长用迷药药昏后送到上面去审判了。就因为当年何平师长被枪毙后，率领特务连逃跑的事，我执意要报仇，被排长死死劝住。没多久部队在天台被浙江保安司令竺鸣涛收编为浙保第三纵队，纵队长叫杨学涔，那一年我十八岁，我被分到仙居的军大队学习，训练学习三个月后被分到三纵队搜索，十九岁时升为排副。后来部队开到嵊县谷来这一带，严密监视绍兴和嵊县城里的鬼子的动向，我们在附近的山头上都放有排哨，我是最喜欢扛着机关枪去执行任务。1945年8月中旬得知日本人投降，部队接到命令要到绍兴城里去收降日军，隐约记得在下大路的一个大院子里，我们部队在四处警戒，我们在屋顶上面四周加起机关枪，监视日本鬼子在院子里把枪自动送上。到1945年底，接到命令，部队解放，军官都要退役，我被分配到余姚一个盐场当盐兵，在盐场我认识当地一个女人安了家。

看护盐场有十来个人，吴旭初又找到了我，鼓动我加入四明山五支队跟共产党走，在他的带领下，我炮台的十多人带着几条枪投奔荡产当领导的五支队，刚到四明山梁弄，变见到政委陈布衣（嵊县崇仁人）亲自来接，我在五支队因去缴周边散兵游勇的枪支出色，陈布衣便让我做他的警卫员。解放前夕，（因为过长江的散兵很多）我接到支队长（诸桂斌）和政治部主任的命令，藏着一封介绍信去上虞查看情况。至上虞丰惠镇时，被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广东部队拦住，说我是逃兵被抓起来，得知马上要退到广东去了，便乘机逃了出来就往嵊县方向跑。因为出来当兵十余年了，近相思亲心切，便回到家里看望父母亲，住在小时候的伙伴家里，在半夜里去伙伴聊天的时候得知，成立已经有三支队解放了。城外还有镇自卫队的兵，便约二个玩伴去缴枪，我把藏着介绍信的布鞋脱下放在家里，于一天晚上处罚，光着脚偷偷爬上一个竹楼，哪知扑了个空，便无功而返。哪知被一个玩伴告发了，三支队在城里的派出所把我抓到里面审问，我说我是五支队派出的人员，来执行任务的，可他们死活不相信，把我关了起来。我说我有证明信，几天后让我回家去拿，我连忙跑回家一看，家里人都为我担心，可那双布鞋不见了，一问母亲说扔掉了，我说扔到哪里去了，她说扔到南门外的江里去了，我连忙跳下水去摸，可哪里摸得到。想到家里不能呆了，只能回梁弄去了，可到上虞境地碰到共产党的大军，以为我是逃兵，把我带到绍兴俘虏营里关了六个月，我反复说我是五支队的人。当时五支队已整编为警卫二团，早已撤离了四明山根据地，后来把我关到宁波政审了六天，便把我发放回原籍。

释放后，我回到余姚盐场附近的家，到家的那天，已是深夜。我开进门里，竟然摸到一杆步枪，再悄然一看床前放有两双鞋子，顿然明白妻子已经和当地民兵勾搭一起了。怒火中烧，抓起枪想把这对狗男女杀掉。可一扳枪机，发现枪里没带子弹，转念一想，一夜夫妻百日恩，便离开了这个家庭。在漫无目的有当中，碰到一个越剧团在一个村子里演出。剧团大多数是嵊县人，便去剧团帮忙，混口饭吃，跟随剧团四处演出。在江山演出时，我在整理道具时发现剧团团长随身带着包里藏有一把手枪，那时候刚解放不久便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当地政府，剧团团长被查出是一名国民党军官。政府让我做剧团团长，我便在江山安了家，娶了老婆，当年生有一子。51年朝鲜战争爆发，江山地方在征兵，便去报名，加入了一个补充团（番号记不清了）上了朝鲜战场。

在战场，白天大家都躲在坑道里，每天美国的飞机和大炮轮流轰炸，我左脚膝盖附近被弹片划伤，送进了后方野战医院。野战医院当时要对我进行截肢手术，我死活不同意，后来给我保守治疗，总算保住了一只脚。后来我部队撤回调到北大荒。1952年，我因受伤被分配到浙江龙游中学任政干干部，没多久调到林业局任文书，并在支局长的介绍下重新入党。

在林业局期间因看不惯当时的山东南下干部的生活作风，在党内民主检讨会上发表个人看法，被调出去当了一名区委书记。后来南京政法学院招生，区委书记以上的可以报名，便报名去了南京政法学院分配到检查系。当时的教育长是王芳（后来任公安部长）学习犯罪心理学、解剖学、法律，当时第一期学生有一千多人，学习期间我因个子特别小，人又很勤快，学习也认真，王芳对我有印象。学习将毕业时，忽然接到一个报案，说附近小山头发现一具无名女尸，王芳带领我们检查系去查看。到现场，女士头部被炸烂，一身新衣，穿着一双旧布鞋，我们一帮学生都围着毫无头绪的猜疑。王芳在现场突然发布命令，点名叫我把这个交给我，让我给他写报告，我奉命上前检查，根据所学的知识发现女尸死亡时间不超过24小时，并已怀孕，年龄约35岁左右，手指关节粗大，便认定在山区干活的。把尸检报告上交给王芳后，王芳指示我来侦破此案，我根据女人的衣着，走访了大量地区并把情况汇报给王芳，所以王芳及师母和她们儿子都很熟，后来我根据女人的布鞋被我查到在衢州一个真理的日杂公司有售过。根据这个线索我了解到衢州机场附近失踪了一个女人，体态相貌都相似，在和当地洗衣服的妇女口中了解到，此妇女和机场场长关系不一般，机场场长是一位老红军老革命，六十多岁，前不久回四川老家了。我把这个情况汇报王芳后，王芳指示让机场军事检察人员配合我去四川调查。我们三人在四川老家找到了他，我对他说我们是杭州机场的，还有工作需要去杭州笕桥去交接。当时他也奇怪为什么有军事监察干部陪同，我们带着他到了衢州机场，对他亮明身份，并让他交代问题，因为我工作做得细致，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他瘫掉了交代了罪行：他因退休在即，玩弄女人，肚子高达后怕影响不好，遂其杀人之心，把她带到外地游玩后把她炸死。后来我把此人送交给机场军事检察机关，回去复命。

南京政法法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龙游县检察院，任检察院，1957年被任命为龙游县副检察长，当时镇反运功已开始。一天我执行任务回来，接到通知去县委开会，到会议室门口时，警卫让我把随身带的手枪及公文包上交。我叮嘱警卫把公文包及时交到档案管理处，哪知一进去便被两人抓住，毫无理由送进了监狱，硬要我交代成立什么特别支部等事，并以“台特”名义关在小号里，进了牢妻子跟我离了婚，待着两个儿子回了江山。在站不高伸不长的小号里，吃喝拉撒都要用手解决，大便都要用手掏，有一个看守见我实在可怜，给了我一杯水喝，竟被其他人打了几个耳光子。小号蹲了六年半，出来时好像不会走路了。随后被送到金华劳改农场服刑八年半，一共坐了15年牢。对我的判决，一没有经过党委的决定，二也没有经过司法程序。刑满释放后，被遗送回原籍嵊县，并对当地干部讲我是台特分子，并是杀人魔王。

回到老家后，因生活无着落，便再次与当地的要饭为伍，生活在城外一个破庙里。期间有三次上级派人来调查我的情况，当时我没有田地可种。白天便去做点小生意，晚上和几个要饭的睡在破庙里。因为释放时，组织上对我说回去后不能乱说乱讲，就把过去的事一直隐瞒。后来在当地人的介绍下和一个遗孀结婚，她带有五个子女，丈夫牺牲在淮海战场。从此生活走上了安宁，期间也去杭州找过王芳，提交过材料，杳无音信。后来接到王芳儿子的电话，说他爸爸病逝，希望来参加追悼会。我去了杭州，在师母家待了五六天，从他儿子口中得知，原来我是要被枪毙的，是王芳批了条子说“此人不能杀，没有民愤”把我保了下来。老伴也一直希望我过安稳的日子，因为年纪逐渐大了，走不动了，所以一直没申诉。但前几年去了龙游档案馆，发现我的党籍尚在，没有被开除，只是四十多年未交党费了。

随着年纪逐渐增大，我借钱替自己办了个低保，现在有低保500元的生活费，老伴尚在，现在两人相依为命。老伴有严重的心脏病，我有脑震荡的后遗症。老伴的五个子女竟然先后病逝，我在江山的两个儿子也一直没来看我，我也因为没有养育他们，所以也很愧疚。前年他们来看过我一次，得知他们生活很好，孙子已当上了飞行员，他们也要我不要投诉，不要冤冤相报，以免影响他们的前程。

在今年的五一广场，我骤然路过竟然看到广场有《我们爱老兵》抗战老兵的展览，他们的经历和我十分相似，多年来的委屈涌上心头，不禁哭泣起来。和展览会上的志愿者激动诉说，以前的人一直把我当特务分子和杀人魔王看待，受尽冷漠，现在能有一个诉说的地方，真是开了天眼，感谢《我们爱老兵》！感谢志愿者！

（感谢嵊州志愿者团队采访并提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