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迹分享

      （采访人员及时间：裘黎阳、宋云云、马姗，2012年4月12日）
      姓名及出生年月：陶英侠（陶琼庆），男，1923年7月24日
      部队番号：黄埔16期4分校炮科，国民革命军第十军预十师29团第一营第一连，青年军209师战车防御炮连少校连长
      地址：浙江绍兴县马山镇伟业新城苑
     （注：2012年4月11日，每周三是绍兴市黄埔同学会到统战部聚会的日子，我们上午在统战部采访了陶老，下午郑会长主动提出去绍兴山区看望生活最困难的二位黄埔老兵：濮礼森老人和张再香老人）
      我的老家是绍兴县马山镇陶家埭。学生时，我的大伯在杭州，我在6岁到13岁都在杭州念书，杭州蔚兰中学（现在叫杭州第二中学），后来父亲到上海做事，我又在上海澄衷中学念书，我毕业在“七七”事变的1937年，我当时15岁，工作于上海市政府公用事业局，职务叫“帮工程师”，相当于现在的副工程师。
      有一次因脚被烫伤，我回绍兴老家用土草药疗伤，恰巧我的表姐夫方浩然（诸暨人，黄埔八期，时任方先觉第10预备师29团第3营任少校营长）来我家，便叫我去他的部队里用军药治疗，当时他的营部在绍兴柯桥型塘村，方先觉师部在漓渚镇，我便疗好伤并在营部当了上士文书。
我表姐夫看我有文化便把我保送至黄埔四分校（贵州独山），16期炮科，我记得是夏天，走路个把月，在9学校9总队5大队，当时教育长是陈诚。
      我于1941年6月毕业，毕业时，蒋介石亲自来学校训话，并发每人成功成仁的佩剑一把。（注：此时老人说17期以后便不发佩剑了）
      毕业后我仍回第10军方先觉部的姐夫的营里，此时姐夫已调走，营长已换成东阳人，姓名已忘记了，团长是何树文，诸暨人，也是黄埔的。我当第1营第1连见习官，后当排长，全排50人，4个班，每班一门60追击炮。
      我参加了第二、第三次长沙战役，是在文夕大火以后，记得有一次在长沙郊区守卫308高地，小日本山炮打的猛，我们躲在高地死角，缺粮缺水，全靠飞虎队空投200斤一麻袋的大米，没有水，只有在清晨用舌头舔露水解渴。后来我们被日军包围，上级命令突围，我们打光炮弹，埋炮突围，我排50人，突围后只剩28人。
      常德战役，我们作为援军支援，在路上时，我们听到常德已光复，那时我们师长叫葛先才。在支援衡阳战役中，我的小腿被日军弹片炸断，我被送到浙江兰溪的汤溪野军医院住了六个月。
      出院后，我被升为少校连长，分配到知识青年远征军209师639团，任战车防御炮连任少校连长。先去江西广丰、瑞金，后到福建新店，市长是温鸣剑，是广东人，原是第三战区参谋长。
      1944年，我们青年军去了腾冲，补充了美式装备，我们战士拿卡宾枪，每个弹夹25发子弹。到了印度新德里进行训练，然后到缅甸，此时我们团被划到孙立人的38师，团长是广东人郭庭亮，我还记得机枪连长是广东人劳耀民，劳连长是个捉蛇能手，平时表演捉蛇，捉到后剖肚，自己吞下蛇胆，蛇肉归我们。我们胳臂上臂章换成了“V”。209师干部多是广东人，战士多数是浙江人。
      大概是44年10月，我们到了同古。
      抗战胜利时，我在江西鹰潭，这时青年军的军官有两种出路，要么转业，要么去军官总队报到，士兵则可以到嘉兴青年中学参加学习文化。我选择了转业，仍去上海自来水公司。49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我仍被留用。
      50年反动党团登后，我于54年被逮捕，由上海高级法院判为治淮劳改7年，57年因为我是少校军官而被提前释放，“质令回乡生产”，82年平反，作为是上海自来水公司退休职工，每月60元，现在每月2600元。
      我有个弟弟，也是抗战老兵。是战时干部训练团17期，同黄埔军校，叫陶琼藻，在台湾的凤山军校曾任人事处少将处长，今年85岁。
      老伴91岁，我有3个儿子，2个女儿。儿女们都好。唯一让我生气的是，4年前我老家房子被强拆，现在住在二十平方的租房生活，不知何时才有结果。
     （感谢嵊州志愿者团队采访并提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