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迹分享

     （采访人员及时间：裘黎阳、宋云云、梁建英、潘新峰，2012年4月9日）
      姓名及出生年月：郑以淼，男，1918年12月17日
      部队番号：26集团军通讯排长（现绍兴黄埔同学会会长）
      地址：绍兴市鲁迅中路（咸亨酒店孔乙己塑像斜对面，平层老屋）

     （郑老虽已95岁，言谈举止如同65岁，精神极好，健谈如常人，因多有回忆文章发表，故回忆极有条理性。老人作为绍兴市黄埔同学会会长，已得知我们志愿者正在关心嵊州抗战老兵，极其高兴，本文是根据老人发表的回忆文章并结合采访而成。）
      一、文艺青年投笔从戎成为通讯战士
我是土生土长的绍兴人，家境较好，有五兄弟五姐妹，五兄弟最后一字以鑫、森、淼、焱、垚取名，合金木水火土之意。我父亲文化较好，在市里经营一家小黄酒馆，我颇爱读书，自小渴望能成为作家，从事文艺工作，我是当时《绍兴民国日报》副刊的投稿常客，所以1935年时便被“绍兴作协”吸收为会员。
      父亲的意愿是希望我经商，1933年我考入了当时的绍兴最高学府稽山中学职高的财经商科，在学校出刊杂志《萌芽》，继续我的文艺梦。但日寇侵华打碎了我的文艺梦，1935年，父亲报考警察成功而到了南京，任首都警察厅秘书，父亲便叫我到南京报考黄埔军校，考场设在南京中央大学，报考13期步兵科，笔试成绩很好，可惜眼睛近视不能被步兵科录取，教官建议我读通讯训练班（二年制），不算黄埔毕业，因为军官必须经过三年军校，但经过补训一年也可取得黄埔文凭，我欣然同意。自此，我成了一名通信战士。
      1937年7月30日通信班毕业，在通信兵团第三营任见习官，按规定可以休假半个月，我便回老家结了婚。8月10日收到电报令速归队，我乘船到杭州转火车到上海，当时战事已急，上海至杭州的火车上，逃难民众挤满了火车顶，但杭州至上海的火车空空荡荡，我独自坐了一个车厢，因穿军装，民众看到我便送鲜花并唱《义勇军进行曲》，鼓励我们军人上阵杀敌，抗日激情非常高涨和感人。
      二、参加淞沪抗战，冯玉祥是我顶头上司
      几年后的淞沪抗战，我被配属到第三战区长官部冯玉祥将军处，负责他专用办公电话的畅通，归属他直接领导，所以冯先生成了我工作时的第一位顶头上司。冯玉祥将军的电话由我接起后再叫他，在长官部我们一律称冯长官为“先生”，而不是“冯总司令”。
      当时指挥部设在无锡华大房庄或梅园风景区，有时干脆在铁甲车上办公，行驶在无锡和苏州之间。8月23日停车苏州，日寇首次大轰炸，当时我们正在苏州站，一块弹片将我马靴上的马刺击碎，靴子后跟破裂，幸未伤及后脚。如果没有马刺，我20岁时便已失去一脚后跟，这是平生第一次遭遇危险。
      我伴随冯先生三个多月，能深深体会到冯先生的爱国情怀，毫不畏惧日机轰炸，生活极其朴素，长官部不设小灶，平时伙食与我们一样，即使夫人李德全及家属来了，也是如同平常，令人感叹。冯先生对旧部军官纪律很严，有一次，一名旧部团长擅自撤退了几十米防线，冯先生让长官部军官两排站立，我也在其列，让团长跪在中间，说本该枪毙，因大敌当前允许戴罪立功，于是让人拿扁担当军棍打了屁股，我至今历历在目。
      后来司令部搬至宜兴张公洞、善卷洞，蒋介石来了电话，也是我叫先生接的，谈得正是蒋介石以韩复榘是冯旧部为由调冯先生任第一战区长官，而蒋介石兼任第三战区长官，我见证了这次蒋冯对调战区长官的通话。（当时蒋先生任第一战区司令，阎锡山任第二战区司令）
      三、见证冯韩晤面
      1937年10月30日深夜，冯长官司令部乘专列北上，11月3日凌晨，列车抵达济南南部小站党家庄时，韩复榘部队竟阻止我们北进。当晚，韩复榘虽派参谋长前来迎接，请冯先生去济南，但专列仍暂停党家庄不得进入济南站。我跟随冯先生与韩晤面，韩对冯先生虽仍以老上司相待，但坚持山东部队只保卫山东，言下之意不服调遣。（当时山东无战事，敌我胶着在河北沧州以北）并说“要离开山东北上抗日，恕难从命”。冯先生只好晓之以理，劝其以国家为重。最后韩仅同意将预备队列入战区的战斗序列，仍拒绝出兵。我全场见证了这次痛心的晤面。
      11月5日，韩允许专列通过济南北上，移驻在山东省德州市桑园镇指挥作战。长官部除了警卫营外，共有随从百人左右。
      我跟随冯先生三十多天，确保了电话畅通，从没出过事故，被冯先生表扬。我是在德州接到调令通知，离开了冯先生。
      四、入黄埔军校，分配26集团军参加宜昌会战
      1939年，为完成黄埔梦，我进入了黄埔17期通信科教育班补训一年，属带职调训，每月20块大洋，军校地址在湖南沅江浦市，学校也视军情移址，先到长沙，后到贵州麻江。
      1940年春天，我毕业后就任通信三团一营三连有线电排排长，当时各部队都迫切需要有线电报通信方面的人才，我被配属第26集团军，我排共30人左右，内含通信员4名。我们由湖南出发经恩施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转到巴东，乘船东进香溪，北上到湖南兴山县泗湘溪，（当时集团军以上单位无专设通信兵部队，故经由通信兵团派部队配属）。第26集团军驻泗湘溪，任务是阻击宜昌敌寇西窜和保卫长江西陵峡北岸地区。
      总司令部崇山峻岭，配属该部虽已有一个无线电排，但由于电力微弱，发射讯号受到高山影响，远距离传送极为困难，为此总部的电报通信除与军、师全部使用无线电报外，远距离的如重庆、老河口（第五战区司令部）、马良坪（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的电报，基本上需有线电传，通报线路仍由兴山县电报局干线接转。
自宜昌失守后，南津关就成了江防重镇，如该镇有失，号称小宜昌的三斗坪难以坚守，并危及重庆，深受当时国内外人士关注。
      五、我拍出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
      那时，日寇竟运用各种宣传工具谎称南津关已为日寇所攻陷，向国际上作了有声有色地报道。驻重庆的美联社记者见到日寇关于宜昌外围战的报道与我国的报道大相径庭，1942年1月中旬特派了二名战地记者到前线随军采访。
      1月21日傍晚，我接受了总司令周嵒和参谋长吴仲直二人的同时召见，说有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嘱咐我排必须在1月22日零时前发出，还命我亲自去兴山县电报局坐镇，负责监督线路接转。并强调如完不成任务，以军法处置。接着，总部通信参谋蒋仲岺交我电稿，透露说是美联社随军记者采访的战地新闻，是最近这次宜昌外围歼敌的捷报，发至重庆军委会转美联社，由该社公布于世。我一看电文，竟是一份810字的特长电报，过去经我拍发的电报最长也只有500多字。当时使用莫尔斯有线电报机，还必须经过几个电报局的继电器的长途结转，对方讯号将明显减弱，而且速度一快，符号也会漏点。
      这么一个紧迫而艰巨的通报任务，拍发时必须稳中求快，我选了我排17期学员曹守康担负拍报重任，我自己遵照命令赶去兴山县电报局监督接转。我在电报局发现拍报符号略有含糊，即以电话敦促他注意，竟达电话15次，不致他松懈。最后由于他的高超技术和坚强毅力，终于提前完成任务，收到总司令表扬，全排庆喜，同学雀跃。曹守康与我终生难忘这“810字电报““810字”甚至成了我的外号。
      我们作为通信战线的战士，在敌火下架电线、按电键，洒汗流血，令人难忘。
      六、逃难路遇险
      我于1942年底接通知调重庆警备总部任少校参谋，几个月后，我认为还是继续通信专业为好，便申请调到陆军通信兵学校任少校教官。
      当时学校在贵州西部的麻江，集合地点是贵阳师范学校。我从重庆独自推了一辆独轮车上路，见证了香港难民的惨状及遭遇了平生最危险的事。当时香港难民从广西到贵州再到重庆，正是我要去贵州的路，也是红军的长征路，两边高山，不易被日军轰炸。一路上晚上大家睡马路，吃饭是买苗族人的饭，二毛钱一碗。有一天，我与四名香港难民紧挨着睡在路边，早晨起来发现四名香港难民已被卡车碾死，惨不忍睹，原来是晚上熟睡时，困在半坡上的卡车滑坡而碾压致死，夜里并无听见声音，差一点还碾到我，真是命大。
      逃难人群一般身穿家里最好的衣服，而且尽可能带上细软，但我在路上从没看到有人打掠或是打死人的主意，当时感到贵州民风真好。
      七、我与黄维
      我与黄维的结缘还得从通信学校说起，是东阳人任世江欣赏我才调任成功。贵州麻江的陆军通信学校，校长自然是蒋介石兼任，第二号人物是教育长湖南人陈可，第三号人物是任世江，他们都是黄埔六期生，陆大毕业，当时都是上校。升少将前，两人共同接受蒋介石面试，当时大家都知道蒋介石基本只凭面试而决定是否生任少将，如果蒋介石问完问题后说“好，好”，便能成功升任，如最后以“好好休息几天再走，休息几天…”便意味告吹。结果是陈可得到了“休息几天”，任世江得到了“好，好”，结果果然如此，看来传言不假，当时传言蒋介石对长相极为重视，陈可吃亏在长相。
      随即带来的问题是，通信学校将出现上校领导少将，怎么办呢？任世江老师继续身着校官服装，从未以将官服示人，令我感佩。
      淮海战役前，黄维正在筹办新制军校，在武汉三元里筹办海陆空训练区及联勤训练区共四个区，筹办人员共二十人左右，任世江带上我也在其内，由此结识了黄维，天天开会，黄维也很欣赏我。后来为解黄伯韬之围，黄维被任命为12兵团司令，任世江兼任12兵团驻汉口办事处主任，负责军需筹集。他派我从汉阳地图站领取军用地图，足足有三卡车地图，我押送到双堆集向黄维报到，便觉情况不妙，因为黄维是极讲军容之人，平时应着将官服，此时穿的是普通军服，气氛沉重，当时我心里忐忑，不知是否被留下。黄维司令果断地对我说，赶快回武汉，因为沿路已出现土共（即民兵），嘱我们继续做好新制军校的筹备，可见黄维对新制军校的重视，于是我避免了在淮海被俘或战死的命运。
      八、我与蒋仲岺（国民党副主席、国防部长）
      蒋仲岺比我小二岁，因为他父亲是通信一团的器材管理员，我在南京便与他相识，由此也认识了蒋仲岺，后来我们共同在第26集团军的共事而成了青年时期最好的朋友。
      我在第26集团军任上尉通信排排长时，蒋仲岺来集团军总部报到，因天色已晚便在我排过夜，我俩彻夜长谈，第二天再去集团军总部任参谋处中尉通信参谋，刚好与我对接，天造地合，一对好友共同度过了二年多抗战岁月。
      蒋仲岺后升任少校营长，49年退至宁波任中校团长。
      我的两个弟弟都去了台湾，其中五弟叫郑以垚是美国参谋大学毕业，在国防部参谋处任少将参谋。在一次偶然金门视察的机遇，时任金防总司令的蒋仲岺才通过我五弟打听着我的下落。当时蒋仲岺看到郑以垚与我只是一字之差，而且都用三字重叠的结构，心想，不会是兄弟吧？一问果然如此。80年代两岸开禁初始，我们便开始间接通信。
      国民党通信兵科军官，军阶最高只到中将级，通信界华振麟老前辈也只是个“中将兵监”，唯独蒋仲岺晋升到“二级上将”。
      蒋仲岺是浙江义乌人，黄埔16期，1955年国民党从大陈岛撤退，他任“后卫团长”最后离岛，为蒋介石赏识，逐渐提升到金门防卫司令，负责第一线防务时又极受蒋经国的青睐，从此一帆风顺的提升为“军团长”、“陆军副司令”到“总司令”，李登辉时代又被提升为“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转任“总统府参军长”，1992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我与蒋仲岺直到去年还一直通电话，今年他身体已弱，耳聋，故电话已通不成了。
      我在1990年第一次访台时见到了蒋仲岺，还见到了抗日时的第26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同事，如中将顾先敏、中将陈焕洪、少将吴立本、章裕照（黄岩人）等十人。
      任世江，浙江东阳人，黄埔六期交通科及陆大毕业，曾任黄埔军校17、18期少将总队长。后调新制军校任训练部副主任，淮海战役时任十二兵团副参谋长，1949年去台，任国防部三厅副厅长，后来任台通信学校校长，直至退役。我去台时曾去看望。任老享年89岁。
      我1990年第一次访台，国防部中将厅长退役的通信兵老前辈蔡大冶先生是唯一健在的老师，已97岁。

      其它情况:
      郑老本被任世江带到广州准备去台湾，后郑老决心返乡，故请假回老家。1949年后，因为郑老是技术人才，逃过镇反一劫。1959年被一纸“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决定你下放参加农业劳动”而被下放到钱江农场劳动二十年，等于劳改，属于不戴帽的右派分子。1979年以企业职工退休至今。
      郑老有一子四女，儿女事业有成。郑老身体相当好，除视力不好，其余与65岁老人无异。现在有了志愿者，郑老生活应更开心。

         郑老现在请保姆照顾生活起居，保姆费用一个月两千多，退休工资加黄埔补贴支付完保姆费用之后已所剩无几，又生活在绍兴市区老宅，消费高，故将郑老定为生活困难。
     （感谢嵊州志愿者团队采访并提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