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迹分享

     （采访人员及时间：多的多，2011年9月）

      姓名及出生年月：王建华（王成宝），男，1916年

      1946年任武汉铁道军运指挥部上尉课员直至解放

      1916年出生于湖北红安
      1935年在武汉武汉参军，为武汉警备旅2团4连二等兵，先后驻防武昌、汉阳等地. 翌年，升为一等兵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调至第三战区第十五集团军陈诚身边的机枪连，参加会战。同年12月回到武昌
      1938年——1945年先后转战武昌、武汉、重庆、宜昌，1945年在宜昌任运输二十八团团部上尉副官
      1946年任武汉铁道军运指挥部上尉课员直至解放
      引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一等兵王建华自愿报名开赴凇沪战场担当第三战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诚的卫士。王建华是在1936年参军的。那时，作为孤儿的他是为生活所迫，顶替一个叫“王开”的逃兵入伍的。王建华是他在从武汉开赴淞沪前线的船上为自己取的名字。
      1938年，正是“全民抗战”进入第二个年头。他在武汉卫戌总司令部特务营给军委政治部担任警卫 。当时周恩来是军委政治部副主任。所以，他可以天天看见周恩来。在中共重庆办事处，他还可以天天见到董必武。
      1939年，冼星海同志天天教王建华所在陈诚警卫连歌曲，时至今日，记忆过人的王建华还可以清楚地唱出当年冼星海教的15首抗战歌曲！这些歌曲，鲜为人知！这些歌曲，对抗战历史的研究，对中国音乐历史的研究，对于国共合作蜜月时期的研究都是极为珍贵的。
      以后，王建华又转战湖南、江西、鄂西、重庆 ，亲历了八年抗战的全过程，他同时期的战友几乎全部阵亡。可谓历尽艰险、艰苦卓绝、前赴后继、九死一生！
      1945年9月，他与政府军护送放下武器、投降的侵华日军数批共数千日本战俘回国。
      如今，92岁的他还在回顾战争的残酷，和平的不易；他甚至还常常念叨当年押送的战俘中，与日本中尉长谷川敏交往的点点滴滴。老人天真地幻想：如果长谷川还在人世的话，他本人想邀请长谷川访华，共同回忆“躲避死神的一瞬间”。
      王建华的抗战道路
      我们很想知道92岁王先生的历史。他是怎样走向抗战道路的？王先生回忆说：
      1935年，我18岁，父母早年双亡。我随同乡到武汉找生路。我后来的岳叔父方汉臣把我介绍给武汉警备旅二团四连连长陈德荣（汉川人），顶了一个名叫王开的逃兵，到新兵班受严格的军事训练。6个月后下到老兵班站岗放哨，先驻武昌，后换防驻汉阳。当了13个月二等兵后，升为一等兵轻机枪手，每天天不亮在汉阳古琴台空地操练。
      1937年7月7日，日本在河北宛平发动侵华战争即卢沟桥事变。当时日本在汉口还有领事馆和侨民，也有军队。我连奉命在汉阳南岸嘴银行仓库一带布防，以防日军在汉阳搞破坏。日本侨民离汉后，日本飞机几次轰炸汉阳，目标是我汉阳兵工厂，炸弹投到打扣巷河边，还炸了武昌车辆厂。
     “八一三”日寇发动上海战争。是时，我连驻汉阳归元寺，我排驻元妙观。蒋介石调时任庐山军官训练团教育长的陈诚出任第三战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因陈总司令身边只有一个卫士排（排长邱石麟），于是从武汉警备司令郭忏处请调一个机枪连、一个步兵连到上海参战。营部要求每连6名一、二等兵，我报了名。
      8月下旬，全旅两个团共调约300名士兵。其中一个机枪连，由连长况祥带领；步兵连100多人，由副官陈醒带领，在汉口乘船前往上海。在船上陈副官告诉大家，凡是顶替的名字可以改正。我原名王成宝，顶替名字叫王开，便自己取名王建华至今。旧社会军队士兵只有“箕斗册”（箕斗：手指印），记载姓名、年龄、籍贯，没有详细地址。如果战死，家中是不知道死活的。
      我们乘船到南京下关码头，转乘火车到苏州，再只能步行。敌机日夜在上空盘旋，侦察投弹，将桥梁全部炸毁，见人就用机枪扫射。我们艰难到达上海郊外的昆山县后就被接收，我被分配在卫士第一连。编队后没有枪发，只给每人一只口哨，监视敌机来袭时发信号，不管军民就地卧倒。上海前线敌人军舰日夜向我方开炮。淞沪战争一个多月，我军死伤数万人。那时，军政部长何应钦、第三战区长官冯玉祥、总司令陈诚每夜乘快艇到前线指挥。我方军力明显不够，而日寇有强大的攻击力量。敌海军陆战队登陆后我军无力抵抗，伤亡惨重。我们先驻昆山近郊赵家浜，后迁到东江泾。敌人登陆前，敌机更猛烈地在我后方投弹或机枪扫射。我的班长唐采芹就在我跟前被敌机枪打断大腿，送到后方被截肢（后来听说牺牲了）。我连随总部撤到苏州。我和另3名士兵被派遣，各发了一支快慢机盒子枪，跟交际副官蒋虎志打前战到宜兴。日寇登陆后势如破竹，而我方兵败如山倒。因双方武力太悬殊了，我们一个个恨得咬牙也没用。苏州百姓倾城出逃，水陆交通全部堵塞，车船都不能开。幸好陈总司令司机小刘急中生智，趁夜晚一个人以吉普车牵挂轿车，一人开车两辆车才逃到宜兴。待大队人马到宜兴后，我们又冒着大雨坐在军用卡车车头的行李上，一夜通过三个省—江苏（宜兴）、浙江（长兴）、安徽（广德），清晨到达安徽宣城。南京失陷后，我总部官员到了安徽绩溪。陈总司令从徽州乘飞机11月到达武汉。12月，我连才从江西玉山乘火车到达武昌。
      1938年是抗战的关键一年。南京失守后，中央政府迁往重庆。日寇妄想攻下武汉，直扑重庆，一举灭亡中国，遭到了全中国人民有力的抵抗。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指挥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不抗日，被“骗”到武汉，秘密处决。当时国共合作，全国军民一致抗战，武汉是全国抗战的指挥中心。政府调陈诚成立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参谋长施伯衡，副参谋长柳际明），总部设在原熊廷弼路，即现湖北教育学院内。1938年，军委政治部成立。总司令陈诚兼任部长，3位副部长为黄琪翔、周恩来、张励生，秘书长贺衷寒，总务厅长赵志尧，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驻昙华林。我担任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大门的警卫班长。从前方下来很多伤兵，自恃抗战受伤有功，有些不遵守纪律，无理取闹。武汉卫戍司令部发布布告：让伤病一律到医院或兵站养伤，不准随意外出，对不遵守纪律者按军法论处。这使大武汉秩序恢复了正常。
      1938年，日寇飞机在武汉上空与我国空军发生空战。有苏联空军志愿人员多人在空战中壮烈牺牲，遗体安葬在汉口解放公园内。我军陈怀民也在此次空战中壮烈牺牲。7月，多架敌机轰炸武汉卫戍总部和政治部，从蛇山到总部投弹多枚。当时，我在两部大门执勤领班。敌机空袭时，我们进入早在马路中间花坛挖好的散兵坑。敌弹命中花坛，弹坑直径约5米，距我躲避的散兵坑不到半米。
      1938年秋，陈总奉命成立第九战区。武汉卫戍司令由罗卓英接任。我随九战区长官部撤出武汉。经过崇阳时连长派我给苏联籍炮兵顾问当临时卫士。顾问、翻译和我乘顾问专用轿车星夜赶赴江西武宁。一夜一天到达李玉棠第八军部前线。午后三四点，我军以长射炮发射3炮。敌阵地在距军部十华里处的磨盘山。冲锋号吹响后，步枪、机关枪齐鸣。守敌很顽强，仅一个多小时，我军伤兵不断从战场上抬下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悲壮场面。半夜过后，日军向我左翼扑来。军长下令，将特务连调出抵抗。同时，通讯兵叫我陪顾问和翻译快乘车走，因为农民正在破坏公路。我们离开军部前线指挥部时，夜色中看到数百农民正在破坏公路以阻挡日寇的坦克。凌晨时见到许多伤兵哀呼“师长救命”（以为我们的车是师长车），其情叫人惨淡于心！我们凌晨到了修水县三十集团军王陵基总部，汇报了前方战况，王总司令要求顾问转请上级增加武器弹药。当日由平江回到崇阳，我归了连队。
      1938年12月31日，敌机空袭常德时，我和任灿副官一道到前线送款，住到湘西大旅社。敌机临空时，我跑到旅店后门巷内一个门楣下躲避，发现9架敌机并排飞行，其中8架在我右首，一架正对着我。忽然天空嗖嗖响，炸弹就像6月暴雨随飞机的惯性向我砸来。我非常敏捷地猛向左边跑了10余米，炸弹落下将我先前站过的那些房屋炸塌。任灿在湘西大旅社吓得满头冷汉，我沉着地拉着他往被炸房屋方向奔跑，一不小心踩着被炸死人的一块肉，差点摔倒。直到敌机离去后，我还惊魂未定，对任灿说“差一点过不成年”。当日，抵达沅陵营地。随后，连部令我班仍返常德与全连集中。我班到了常德，连长陈孟阶派我陪他的未婚妻伍琼英一道乘军车到沙市再转宜昌，连长随部队步行一个星期也到了宜昌。
      1939年，我连随陈长官到重庆。驻巴县乡下土主场和虎溪河期间与政治部政工队员一起演剧、唱歌，宣传抗日。我还参加政工队员（都是中共党员）的生活会。至今记得他（她）们中有汤宛默、汤容实姐妹俩和吴崇伦、钱运华。不知他们是否还健在？我真想见见他们。吴崇伦带我和萧文、郝会林3位班长一起到曾家岩中共重庆办事处，见到董必武主任，但未谈话。从我们士兵眼中看，当年国共合作抗日是比较融洽的。后来，我的一个班被调往李子坝《扫荡报》报社担任保卫半年。我们连驻巴县土主场时在陈长官公馆附近常见到陈长官的母亲，每逢陈长官下班时她总拄着拐杖站着迎接。陈长官对母亲总是行举手军礼后搀扶着母亲进屋。其子女都欢呼起来“爸爸回来了”，他的子女每人一个保姆，家中由陈夫人谭祥小姐的侄媳统管家教。
      1940年，我连全部到重庆两路口（巴县中学）政治部执行保卫任务。当年夏季，敌人轰炸重庆两次：一次炸中央公园一带，炸死很多市民；第二次炸两路口政治部。礼堂被炸，防空洞顶也投了一弹，未被炸损。法国领事人员和我们共用一个防空洞。他们听到炸弹声都吓哭了，我们中国人却非常镇定，若无其事。
      1941年，宜昌失守。张自忠在宜城与敌作战牺牲后，中央调陈诚出川接管张自忠的防地任五战区右翼指挥。陈诚在宜昌雾渡河二十六集团军周岩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准备反攻宜昌。我带领一个排担任保卫。经报请中央后，中央指示“只守勿攻”。随后，陈诚在恩施成立第六战区，由郭忏、吴奇伟分别任江防及江防上游总司令。我连由沙镇溪随总部前往恩施，驻扎在五峰山下土桥坝下杨湾陈诚公馆附近，陈诚还兼任湖北省主席。一天，我们查岗哨时见到陈诚长子陈履安（1938年在庐山出生，他当时只有5岁，我们卫士都称他为大弟弟）正在门前长坪持一玩具枪玩。玩得正起劲时，忽见刘云翰少将参谋处长过来。他立即将玩具枪皮带横挂肩上，向刘处长行举手礼。刘处长急与他握手。待刘处长进屋后，他才继续玩枪。一个5岁的孩子如此有礼貌，足见将门之子教育的优良。
      回到恩施后，我被调去训练新兵。这批新兵来自湖南溆浦县，我与他们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谊。新兵衣服都长了虱子，我在老百姓家中借来大锅和饭甑，拾干柴将虱子蒸死。我还给每位弟兄写信报平安。我们的房东彭老倌非常感动，对弟兄们说“王班长真象你们的兄长一样”，并给我单独准备卧具和腊肉。当年，我被提升到六战区干训团当准尉司务长。离队时，全连官兵自发为我饯行并为我购置行李用具（因为士兵只有军毯）。在六战区干训团，我见过很多军长以上的官员，如郭忏、黄琪翔、吴奇伟、周岩等。先后担任将官班主任还有何绍洲、李及兰、石祖璜、宋瑞柯、胡琏。在干训团我干了4年，换了5位教育长：樊崧甫、孔令恂、蔡忠—，彭位仁和彭善。
      由于我工作努力，3年时间，我晋升了四级。从准尉一直到上尉。当时军纪很严，长官可以打人。第一任教育长樊崧甫因为学员（都是校级以上的军官）不够吃，当着那么多军、师长的面打了我三扁担。事后查清不是我的责任，教育长手令升我一级并担任随从在团部工作，可能是觉得我能够受委屈吧！准尉仅当了4个月。此后，凡是干训团有重大活动都由我任采购。如湖北五峰渔阳关大捷，中央慰问团居正司法院院长到干训团慰劳官兵，由我主持招待，要求是“既节约，又丰盛”。平时干训团干部学员吃饭一律四菜一汤，中央慰问团八菜一汤。战时非常困难，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后来，教育长辞职回重庆，将我带到重庆他的家中欲安排我到军政部工作。我要求仍回恩施。临行时，他不但给我200元，还亲笔给干训团总务长和代教育长各写一信，介绍我的长处。
      1943年，日寇占领缅甸后，准备从那里进攻我云南大后方。中央号召全国10万知识青年从军。新组建的远征军总司令由陈诚担任。陈的卫士连长罗云生邀我到该连当中尉副连长。是时，我在干训团已升为中尉且干得比较顺，就没有去。六战区长官一职由孙连仲和孙蔚如先后接任。 
      1945年，我的老营长周新到宜昌接任运输二十八团团长，我随他一起在团部当上尉副官。当年4月，德国法西斯战败，抗战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们运输二十八团撤销，被编入失业军官大队，开赴建始县下坝观，直到日本投降，才回到武汉。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我们正驻建始。那个边陲小县，在得知抗战胜利的消息时，欢欣鼓舞，放鞭庆贺胜利。我亲眼看到县城的街道上像铺了红地毯一般，鞭炮屑足有一寸厚。八年抗战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宣告结束。 
      在回忆了自己的抗日经历后，王老总结道：陈诚将军抗日战争期间,主张抗日，先后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武汉卫戍总司令、第九、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和军政部长等职,指挥所部参加淞沪、武汉、宜昌诸战役。在这个期间，我一直担当陈诚警卫连的一员。我目睹了八年抗日战争的惨烈、牺牲、前赴后继、英勇牺牲！陈总司令对蒋介石特别尊敬。由于多年跟随陈诚，王建华注意到他的好多习惯，比如，“陈总司令接电话时只要是立正站着，口口称‘是，是，是’，对方一定是蒋委员长”。 陈诚除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外，还兼任由鄂东、鄂南等沦陷区迁往鄂西的“湖北联合高中”校长。陈说“将来战争胜利了，搞建设要靠他们”。当时，流亡学生穿的是军服，吃的比我们当兵的还要好。
      抗战时，我们一心为国捐躯，作为热血青年，很少有人考虑自己的婚事，都说要赶走日本鬼子再成家。我和我的未婚妻是应“媒妁之言”在老家订婚。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10年过去了，直到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12月，我们在武汉结婚。婚礼当天，我接到铁道军运指挥部命令，调任该部上尉课员，在汉口大智门友益街上班，真可谓双喜临门。
      前面说过了，1946年2月，军运指挥部接到遣返日本战俘命令，共成立7个班次，每天从汉口江岸车站发一列车载2000名日军战俘到郑州，然后转陇海路到南京。我和周易课长一个班，每周一往返。我跑了3趟郑州。
      我的整个军旅生涯大部分都是在抗战中度过的。作为一个普通士兵，我为自己把青年献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事业而感到骄傲。由于历史的原因，我这段经历羞于向自己的后人陈诉。特别是我的长子，上世纪60年代是一个进步青年，参加了1965年文革以前最后一届高考。作为武汉市重点中学班级的学习委员，他不仅没有被录取，甚至至今不知道自己的考试成绩。孩子一直埋怨我：“你干什么不好，偏要参加国民党军队？”我无言以对：一人有罪一人当，怎么能拖累后一代呢？可谁又知道事情的变迁呢？我成天和共产党员在一起，还到过中共重庆办事处，见过董必武。怎么没有想到脱离国民党军队，参加共产党八路军呢？如果当年投奔共产党八路军，“文革”期间会不会说我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呢？这些话现在说起来可能是笑话了。历史怎么能假设呢？还好，我幸亏活到了今天。我能够大胆而自豪地讲自己的历史。如上文所述，我曾4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后来我才知道，我1937年报名到上海前线，我所在的那个班的战士（从武汉警备旅改编一八五师）在保卫大武汉的战斗中全部牺牲。有道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小时候身体虚弱，九死一生的我，怎么能活到92岁？可能是那些为国捐躯的人在保佑我。
      不要忘记你们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行
      1945年9月，上尉军官王建华亲自押送三批，总共6000日军战俘从武汉到郑州。
      笔者问王建华先生：“为什么只送到郑州呢？”王先生说：“战区不同，郑州是五战区。”                                                    
      王先生回忆：“1946年，我在武汉联勤总部第四区铁道军运指挥部，任上尉课员。我接到命令，奉命遣返日本投降官兵。当时，共分7个小组，每天从汉口江岸站发出一列车。我和易周课长一个组，7天一个来回。日本战俘自己用竹竿搭盖车棚，每列车载2000人左右，由日本人自己管理。我们共送了三趟日俘到郑州，然后转陇海铁路到南京。日俘再从南京乘船返回日本。
      由于车特别慢，从武汉到郑州需要三天时间。（这时，王老的长子插话，去年9月，我陪父亲从武汉到北京去看我的儿子、他的长孙。他把郑州以南的每一个今天都不存在的小站站名都说得清清楚楚。）
      我们坐在列车首车上，都自带干粮，所以，我们同日降军没有什么接触。只是在最后一次，我们押送的一名日军大佐与我们同坐一节车厢。那大佐军官用固体酒精为我们烧开水、泡茶，还向我和易周课长敬烟。但是，我们都不吸烟，故未接受。车到驻马店时，因车抛锚而停了两个小时，我们便下车吃饭。这名日军大佐见我们要下车吃饭，也要求同去。我们也只好请他一起去。哪里知道，这顿饭吃掉我们俩人七天的差旅费。日军大佐要付菜饭钱，我们没有要。
      有一次，在漯河站出了事。一群愤怒的农民手拿锄头、铁锹、大镐、镰刀涌向载日本战俘的列车。要报仇雪恨！我们急忙过去阻拦。我站在高处对乡亲们大喊：‘老乡们！这些日本兵已经放下了武器！蒋委员长说，要以德报怨！我们应该让他们反思他们的战争罪行！他们放下武器，投降啦！让他们安全回到日本去——。’
      乡亲们群情激奋，他们手中舞动的农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去你妈的蒋委员长！什么日本人放下了武器？我们当初还手无寸铁呢！日本兵当年把我们的村子烧光、杀光、抢光了！幸亏，我们是当时逃出去的，我们要报仇！我们要让他们偿命！血债要用血来还！杀呀！乡亲们！’数百乡亲们的呼喊声像春天的惊雷，在大地上久久地回荡。
      投降的日本军也如惊弓之鸟、瑟瑟发抖，他们不知如何是好。
      我一看，不好！急忙命令列车先开出车站再想办法。
      “后来，我大声给投降的日军官兵训话： ‘……不要忘记你们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行！’ 投降的日本官兵全部立正站好，低下头。半天，没有一人敢抬起头来。”因为王老送过日本战俘，所以，王老先生带笔者去了武汉受降堂。
      受降堂在武汉市中心的中山公园里。在受降堂前，王先生回忆：“武汉受降堂是纪念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祠堂。1945年9月18日下午3时，中国第六战区长官孙蔚如将军在此接受华中地区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冈部直三郎率属下21万日军在此投降。当时，武汉三镇老百姓都围到此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万众欢腾！”
      王老笑着告诉我：“63年前，我由于公务在身，正往返于武汉和建始之间。我亲眼目睹了长江沿岸各地人民喜极而泣的庆祝场面。日本在16个战区向中国军队投降。老百姓高兴哇！那真是中国人的节日！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盛典！仿佛昨天一样！”
      对16个战区受降的具体情况，92岁的王老记忆过人，了如指掌。他屈指向我娓娓道来：
            第一方面军受降官是卢汉将军，受降地点在河内。
            第二方面军受降官是张发奎将军，受降地点在广州。
            第七战区受降官是余汉谋将军，受降地是汕头。
            第四战区受降官是王耀武将军，受降地是长沙。
            第九战区受降官是薛岳将军，受降地是南昌。
            第三战区受降官是顾祝同将军，受降地是杭州。
            第三方面军受降官汤恩伯将军，受降地是上海。
            第六战区受降官是孙蔚如将军，受降地就是这里。
            第十战区受降官是李品仙将军，受降地是徐州。
            第十一战区受降官是孙连仲将军，受降地是北平。
            在济南受降地，是李延年将军担任受降官。
            第一战区受降官是胡宗南将军，受降地是洛阳。
            第五战区受降官是刘峙将军，受降地是许昌。
            第二战区受降官是阎锡山将军，受降地是太原。
            第十二战区受降官是傅作义将军，受降地是归绥。
            在台湾的受降官是陈仪，受降地是台北。
            侵华日军投降总计128万人，同时投降的有146万伪军。
     “63年了，当时，摆在武汉受降堂前的战车、坦克、大炮、步枪、机枪、战马、军刀不计其数！武汉三镇的人民敲锣打鼓地参观，流连忘返，人山人海，欢歌笑语，万众欢腾……。那时候当中国军人，光荣的满脸放光！……”
      一个下级军官怎么知道这么多事？并且经久不忘？看来，王老当年的确不是一个“糊涂兵”，那场战争在他的记忆里已经是刻骨铭心的。当我夸奖老人家时，他笑着说“我是站错了队。如果在共产党部队里，我肯定是一个‘标兵’。当年在部队里，我每次都是出色完成长官交给的任务呢。”
      长谷川敏先生你在哪里？
      说到高兴之处，王老竟然手舞足蹈、红光满面。他回忆：“我这不是第一次押送日本战俘呢，我第一次送日本战俘是在1942年。”
      王老回忆：1942年，我在第六战区长官部特务营第一连当上士班长。我们的任务是警卫陈诚上将的安全，应该算是卫士连队。一天，连长陈子亮接到长官部命令，由他带领14名士兵押解8名日军战俘到陪都重庆。我们一行从恩施乘军用卡车到达巴东后，正好有一艘民生公司的船溯江而上抵停巴东。连长当即让我到船上联系，可否搭乘。因为该船是“半客半差”两用的，便商妥一个整仓归我们使用。正在装备登船时，长官部来电话，说是宜昌方面还有两名日军俘虏要一起带到重庆。我马上又跑上船舱，告诉船长我们另有公干，让他们先行出发。为躲避日本飞机，该船于次日凌晨启航，继续前行。
      不想，当日上午9时左右，9架日本飞机沿江飞行，溯江而上寻找目标轰炸。
      敌机发现该船后，便轮番俯冲轰炸，有的航空炸弹竟然直接投到轮船的烟囱里，顷刻之间，硬是将该船炸沉。船上共有300余人，顷刻之间，全部遇难！
      当我们事后得知时，好生害怕。我们把信息告诉日本兵，大家都瞠目结舌。
      当日下午，滚滚长江漂流下来遇难同胞的尸骸和无数船舶碎板。
      中国士兵和日本士兵一起，并排坐在长江大堤上，看着惨烈的状态默默无语。
      斜阳西下，残阳如血，炸弹似雷，硝烟如幕，江水如噎。
      日军俘虏的头儿叫长谷川敏，东京人，是个中尉军官。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一口流利的中文。我手指一片浮尸和船板残骸对日本兵说：“侵华日军的罪行！罄竹难书哇！这是一艘民用江轮呀！你们这是无差别轰炸！你们是要我们中华民族亡国、亡种哇！”
      长谷川敏中尉让日本兵都站起来，整理军容风纪。然后，他命令日本兵列队，给江中死难者的漂流遗体鞠躬敬礼。再转身给中国军人们鞠躬敬礼。最后，长谷川敏中尉命令日本兵们，给扬子江，给战火中的中国大地，鞠躬、谢罪。
      长谷川敏手指战火中的落日念叨：“那，就是我们的日本。战祸之路，断送了日本。”
      长谷川敏中尉让我训话，我双手叉腰大声说：“我们中国人讲人道主义。为保护你们，还派军队护送你们到我国的陪都重庆。重庆有日本进步人士鹿地亘创办的反战同盟，在那里，我想你们会愉快的。……知道为什么派军队送你们吗？这还不简单？——老百姓仇恨你们，他们会用手中的锄头砸死你们的。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的生命，不是你们剥夺的吗？他们的房子不是你们烧的吗？”
      在那以后的20多天里，我们天天要带着日军俘虏躲避日本飞机。同时，既要防备日本战俘逃跑，又担心中国老百姓因为愤怒而追打他们。
      20多天以后，终于等来一艘民生公司的船从下游开到巴东来。我冒雨上船联系，经过协商，他们让出一个整仓。我们当夜就上船，次日凌晨开船。
      船到万县遇到大雨，不能继续上行重庆，我们一行只好下船。我们在万县公园路找到一处闲置厂房暂时住下来，在一个多月里，我们天天和日本战俘同吃同住。在这期间，我们天天押解着日本战俘到西山公园，因为，那里有防空洞。后来，好不容易盼来一艘民生公司的船，这才到达重庆，将这些日俘平安交到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会后，我们这一行才大大松了一口气。而后，我们乘坐汽车返抵恩施。

      现况：身体很好，生活如意，子女孝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