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迹分享

     （采访人员及时间：雨伞，王天信，2012年4月）
      姓名及出生年月：朱自惕（朱全明），男，1923年7月19日
      部队番号：远征军62军
      地址：浙江省绍兴诸暨璜山镇桐树村
      1923年出生的我，只读了小学4年级，12岁就出门去挣钱先做学徒，在杭州学织丝绸学了3年。1937年抗日爆发，工厂停工，就发了一块钱让我们回家，我只好回到诸暨。又继续读了1年的书。我有个叔叔在县城做事是个科长，就把我带出来混，开始我是做卫生打杂。一天县书记看到我做事很机灵认真，就介绍我去游击干部训练班学习。好景不长，杭州也失陷了。正好书记有一个朋友在竹溪天目山办了青年营、少年营、妇女营，此人叫何扬灵，书记就介绍我去青年营受训了大概一年左右，这时，我才19岁。一个机遇来了，就是黄埔军校18期七分校入伍生第四团来浙江招生，团长叫沈策（天目山就招收了9名），我报名成功，非常兴奋，自己学的东西可以在军校派用场，学了本领可以打鬼子。
      我们从金华赶到松阳集中，每个学员发一杆中正式步枪和200发子弹。这时日本鬼子都打到了萧山。我们只能避开萧山的关卡步行到龙泉，领队的长官让我们白天睡觉晚上赶路，走走停停到了福建的蒲城、建阳。到了邵武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实在是走不动了，尤其是很多学员得了一种怪病，早上发现脚上有一个黑点到了下午就有巴掌大，开始溃烂，筋骨都裸露外面。那时没有好的药，就这样陆陆续续有80多个同学死了，正好赶上长沙第一次会战，长官临时决定就在邵武休整，空闲时间给同学们上文化课，这样休息了3个月，又开始启程，到的第一站是广州，有很多同学体质很弱，带队长官又想出办法让能走的继续走路，不能走的就坐船，到了湖南的理岭，有个笑话：“湘女多情”。正好要过年了，中国传统的节日，长官说天要是下雨就不走了在理岭过年（这时候大家身上就只穿着短裤），当地的百姓知道了，有好多姑娘就拜佛求天下雨，想留这群学生兵在此过完年再走，没想到第二天太阳出来了，大家只好继续赶路。走了几天也就是大年三十到了江西的新余（音），天下着很大的雪，新余兵站提供了棉衣，人手一套。大家就在新余过春节了。过完年就开始赶路到了袁州、珠州，在珠州休息了2天，这时长沙第二次会战开始了，我们的队伍只走到了湘潭的潼关，被迫在此逗留了3个月，最后坐火车到了衡阳、广西金城江、南丹。先头部队到了独山，这时的长沙二次会战结束，我们接到命令又回到了湘潭，在这里又逗留了10天左右。坐船过洞庭湖到湖北的津市，在津市遇到了日本军，没有打起来是这样的：白天睡觉，晚上赶路，有一大片的玉米地，大家都悄无声息的在玉米地里赶路，没想到走到头才发现有鬼子的碉堡，然后又悄无声息的退回去了。（这个小擦曲让我们大家都笑了）
      我们紧赶慢赶到了湖北的老河口、河南的南阳、洛阳（在洛阳住了4---5天），洛阳城驻防的蒋鼎文是第一战区的司令官也是诸暨人，是个老乡情节很重的长官。他看到这么多的浙江籍学员，还有很多诸暨籍的学生，立刻命令整个洛阳城的洗澡堂停止营业，招待这群学生兵，稍作休整继续赶路，用了将近1年半时间走了15000里路，终于到了西安。路上的艰辛不用说了，到了学校又好事多磨，18期的学员满了我们只能分在19期上课。而且有一个18期的中队长叫何奇，跟团长沈策不和，何奇一定要我们这批刚来的学员考试。沈策说:这批学员能吃苦素质好，考试就免了。这事闹到胡宗南主任那里，胡宗南也同意考试。大概1700人左右，1到108名是炮兵，109到216名是工兵，217名到324名是骑兵，325到432名是辎重兵，433到540名是通信兵，余下的全部是步兵，组成了12个纵队。我很争气考在特种中队工兵2队。中队长是蒋铁雄，队长是李英杰。1945年中旬毕业，由于我的成绩突出学校准备留任我做助教，留校名单里也有我。这时日本军打到西安战事吃紧，白崇禧发言说我们是国家培养的干部，统一分配到部队，把我的留校名额取消了。我和另外6个同学被分配到远征军62军军部，军长是林伟俦。日本投降后我被分在工兵营1连去台湾接受日军的武器，营长是刘熠华，连长是黄锡军，副连长陈公瑜，1排排长是王柱玉，2排排长是朱自惕（我自己），3排排长是李松。同年11月份又接到命令从台湾出发在葫芦岛登陆，准备沈阳战役。
      1950年受到冲击，把我送到福建进行8年劳动改造，想起这些不公待遇我就很气愤，保家卫国也有错？
      如今我90岁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孩子们因为我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受到牵连，由于没有文化一把年纪了也没有退休工资，60多岁的人还在外打零工。孙子辈很争气，靠自己的努力胜过自己的父辈，还时不时的接济我。因我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三次，生活来源主要靠黄埔的525元，每月的药费300多元。一个军人晚年的生活竟然如此潦倒，我怎么也想不通。
      （感谢诸暨志愿者团队采访并提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