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员及时间：钟健、小刚、小小强、舒婷、幐慧熙及同学、透明鱼、苗承朗、雨伞，2013年3月3日）

姓名及出生年月：柴亮，男，1921年

部队番号：新六军50师

地址：杭州市下城区（籍贯：山西河津）

备注:我们志愿者是3月3日走访柴亮爷爷的，爷爷的要求是：他的口述资料整理好了让他过目、检查。原来整理的资料只有一页纸，没想到爷爷很认真的修改、添加到现在更加精彩细致的内容。爷爷年龄大了，每天整理一点，然后由女儿柴薇女士再抽空整理成电子版发过来。再次感谢老兵及家人，为了对这段历史真实性负责任的态度，哪怕是一个小细节也不厌其烦的讲解。

柴老口述：

一　对日冠的无比仇恨

1937年七七事迹时，我在山西太原市读初中一年级，在太原市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父母都留学德，父亲学的是钢铁制造业，回国后成为太原钢铁厂的主要创办人之一;母亲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化学专业，归来后在太原一个中学教授化学。因日军渐逼近太原，我们全家便回到河津老家，但不久，太原沦陷，向晋南推进，我们全家只好渡过黄河逃难到陕西西安市。河津被日本人占领后，我们在河津的家被他们当成了驻扎部队的场所，祠堂的部分建筑也被他们烧毁。在西安市，我登记进入国立四中，步行跨越720里的秦岭到达陕南汉江边的一个城市――安康，继续读书。初中毕业时，因安康发生春荒，大家吃不饱饭，一日三餐都喝稀饭，于是决定把学校迁到四川阆中。我们又步行1500里到达阆中。此时，我父亲已在重庆兵工署所属的大渡口钢铁厂担任工程师，因此我便考入重庆南开中学继续读高中。

1941年日本对大渡口的轰炸：大渡口是位于长江北崖岸的一个半月形坝子，周围是一百多米高的山地，我家住的宿舍是位于一百吨火车铁炉附近的一片稻田旁，共四户人家排列在一起。中秋节的前两天, 母亲为了采购中秋节的食品去了重庆，住在朋友家里。那天中午，我的大弟弟正在上小学，因此家中只有父亲和我以及一个五岁的小弟弟。刚吃过午饭，便听到空中的飞机声，原来是日本十多架飞机以钢铁厂为目标进行空袭。炸弹撕破空气的尖锐呼啸和震耳欲聋的巨大爆炸声一个接一个地响了起来，硫磺的气味呛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小弟弟的右侧鼻孔有少许血流出，我们的墙壁破炸裂开，天花板大片大片脱落，我的全身甚至衣服口袋都充满了天花板的碎屑。床也被炸跨了，　当时我们四家人，除了我与父亲和小弟弟，还有另外两家的保姆末去防空洞，　其中一个被塌了的房屋砸死，另一个头上受了伤。我与父亲和弟弟幸免于难，那天死伤了很多人。我在一片较大的炸弹上用称王毛笔记下了的日期，同时写下四个字：＂勿忘今日！＂　心中更加充满了对日寇的仇恨，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决心报名参加远征军的原因之一。

二　参加远征军的经过

1943年南开中学高中毕业之后，我考取了中央大学医学院，当时的医学院二年级以上是在四川成都。1944年我下在读二年级，11月的一个中午，我班同学汪曾炜的一位堂兄汪曾辉参加了远征军，在乘飞机赴印度途中经过成都，来看望汪曾炜，汪曾炜受到堂兄的影响也报名参加了远征军，因此剃了光头。当时日本仍很猖狂，从广西一直打到贵州独山，我们国家半壁大好河山尽在日军铁蹄之下，不仅如此，日军还从缅甸向印度和云南两个方向进攻，直达腾冲，切断了我国与西方的联系，国家处危急存亡关头，政府提出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我们很难再安心读书，在欢送汪曾炜去成都教导团的时候，我们看到许多中学生家长送他们的了弟参军的热烈场面，深受感动。因此，我们二年级7位同学和三年级2位同学也报名参加了远征军。当时医学院只有一百多名学生，一下子居然有十人参军，影响很大，学校为我们十人开了欢送会，我们二年级全班还合影留念，至今我还保存着这张照片。

参军后，我们分批从成都乘坐C40飞机飞往印度，每架飞机上40人。飞机起飞前，每人只发了一个包子和两个桔子做为我们一天的口粮。飞机越过驼峰时，由于缺氧和寒冷反应，这些可怜的口粮也被吐干净了。飞机于当天夜间到达印度汀江，先在新兵接待站接受消毒,灭虱处理，烧掉了身上的棉军装，换上了远征军的单薄的军装，便从汀江乘坐5-6小时的火车到达印缅交界处的利多（即利多公路的起点），又从利多乘汽车经过两天的跋涉到达缅甸孟拱，途中还发生了一起车祸：我们乘坐的车队中有一辆车翻到山下，伤了许多人。在孟拱，我们进入五十师的教导队，开始接受正规的步兵训练。十十师的师长是潘裕昆，属新六军，军长是瘳耀湘，因此我们简称湘昆部队。师长知道了我们学生之中有14 个医科大学生，对我们很重视，特地从前线乘飞机到达孟拱召集我们14人开了一次座谈会，告诉我们：他要量才使用我们。五十师最近有反攻任务，届时将有美军的手术队协助中国军队进行作战，他会派我们与美国手术队一起工作，我们可以向美国人学习，对我们将来的医学学习会大的帮助。我们这14个人中包括我们班８人，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刘彦仿和原世麟（今健居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郭加强（北京阜外胸科医院院长），汪曾炜（沈阳军区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北锤瑶（天津血液病研究所），万诗福（唐山开滦煤矿医院）和易声禹（四医大神经外科教授，已去世）。此外还有三年级的两位同学：寿梅壁和吴晏新，华西大学的四位医学生是：张大禾，哈献文，叶承宗（泰国华侨）和唐维晶。

在孟拱受训尚末结束，因前方作战需要，我们十四位医学生便被派到缅北一个叫做西圩(Siu)的地方，是50师2部所在地。到达西圩后，我们被分到野战医院，野战医院的院长对我们很不欢迎，第一次见面时便说：＂你们好好的书不读，来这里干什么？＂给我们的热情浇了一头冷水。我们说：＂我们是来抗战的.＂他说：＂这里没有适合你们的工作＂.　把我们编入一个学生班，也不给我们分配工作，但我们还是充满了干劲，主动找工作干，例如打扫病房卫生，为伤病员写家信（他们之中很多人是拉壮丁入伍的，与家庭失去了联系）。野战医院有一位美国少校联络官，是被希特勒赶出德国的犹太医生，工作积极，为人热情，当他得知我们是学生，便热情地帮助我们，查病房时，带领我们进行讲解有关的临床知识，都我们做血，尿，糞的化验技术和体检检查的方法，还送我们一些医学杂志和书籍，使我们学到不少的临床知识，因此大家对野战医院的工作感动很满意，唯一的遗憾是吃不饱饭，伙食太差。一闪师长又来野战医院征求我们的意见，大家反映吃不饱，当时正值农历新年，师长给我们送来一只鸡，在一张字条上写着＂值此新年，特送去一只鸡，以助年兴＂。大家为此非常感动。不久，师长打电脑给院长，要我们和院长及野战医院的几个军医们一起吃饭，从此改善了我们的伙食。

春节后，部队开始作战.美国给我师三个团每团派来一个手术队。师长例从我们十四个大学生中给每个团卫生队派去三个人，我与郭加强和哈献文被派到148园卫生队，队长是个四川人，姓肖，对我们三人很热情。美国手术队属于第十三卫生营，A边，是一个适应山地作战的单位，共33 人，有26匹骡子。33人中，有两位外科上尉军医，一个名字是Srumon, 一位是Chamber。还有7位上士，其余都是战士，当时，日军已是强弩之末，已经没有空军，因此战争不激烈，每天伤兵不超过十人。我们三个医学生的工作是与两位上尉共同对伤员进行分类，用英文写一个简单的伤情，参观他们的手术。他们知道我们是医学生后，便在一些手术中让我们担任助手。

对日军的反攻从二月开始直至五月，攻克接近曼德勒的一个城市西保(Hsipaw)为止，每天都是行军打仗，其中有两次作战给我印象最深：

１、南渡受日军炮轰：南渡(Namdn) 是缅北一个较大的城市，有铁路，有一个南渡河，上面的铁桥已被日军炸断，在其南边一个小山上还有一个日军炮兵阵地末撤退，该市的入口处，位于两个小山之间，北边是河。当我们部队进入该市，看到尚末被炮火毁坏的建筑物，心中很激动，在缅甸几个月来一直是睡在帐棚或野外，心想今天终于可以在室内睡个好觉了。我们的队伍集中在该市入口处，等待分配晚上的住宿处，忽然听到一声炮弹撕破空气的尖锐声音，紧接着便是炮弹爆炸声，原来是日军向我们开炮了。大家急忙疏散开，寻找可以掩避的地方。我在附近找到一个日军挖好的防空洞中躲了起来，只听到外边断断续结的炮弹爆炸声，不久我军的飞机出动对日军炮兵阵地进行轰炸，炮声也渐渐停止了。这次一个美国人被炸伤，因此　手术队便撤出市区，在市区背面一个河边开始为伤员进行抢救。那天夜里，我们三个医学生便睡在河边的沙滩上，我们把几个马鞍放在一起，人钻进马鞍下面睡，冷风令我们瑟瑟发抖，不时有沙子灌进我们的鼻口。美国伤员在手术后立即被送走。闪日，天亮后，我返回市区，看到野战医院的一位同学，他说师部和教导团也来了，进入市区，这时，我看到当地老百姓大约200人左右被组织起来列队在市区入口入，有印度人，缅甸人以及华侨，手持中国国旗，有一位美军电影拍摄人员，手持像机，准备拍摄南渡被攻克的新闻片。我与那位同学便站在入口处一个小山坡上，只见教导团浩浩荡荡整队开来，此时的教导团已经武装齐整，身背各种武器，甚是壮观，在队伍的前面是师长，参谋长和一些军官，老百姓挥动着中国国旗，口中喊出欢迎的口号，师长和欢迎的一些人热烈地握手，美军摄影师也不停地在拍摄。突然，又听到那熟悉的炮弹撕破空气的声音及爆炸声，原来日军的炮兵还未撤退。我急忙返回河边美军手术队，不久便送来两个轻伤教导队学员，一小小腿伤，一个头部幸而有钢盔挡了一下只受到很轻的裂伤，经过简单处理就被送走了。由于日本炮兵末撤退，美国人拒绝前进，那天晚上我们三个学生又在河边的沙滩上睡了一夜。

２、西保之战：西保是这次反攻最后一个城市，日军由于后路已被切断，进行了垂死的挣扎，所以战争比较激烈。那天伤兵较多，美军手术帐棚已容纳不下送来的伤员，两位上尉忙得不可开交，便让我们三个学生对帐外一些放在地上担架上的轻伤兵进行清创手术，负责管理消毒手术器械的一位上士一面给我们传送器械，一面风趣地说：＂我们又有了三位外科医生，郭，哈，些＂。没想到我们三人后来都选择了外科专业（郭是心胸外科，哈是耳鼻喉科，我是脑外科）。那天战争激烈，师长和参谋长也亲临前线，看到我们对众多的公务员进行处理，师长认为手术队太靠近人来人往的道路，会影响士气，提出要我们转移地点，但因工作太紧张，末能转移。参加此次战役的还有149团，我们在西保附近一个河边睡了一夜，炮声，枪声，手榴弹声就像除夕晚上一样响了一夜，第二天天亮，我们进入西保市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末被清理掉的日军尸体和毁坏的坦克，还有一些日军战俘。在西保，每天晚上都有日军散兵出来捣乱，打冷枪，有些中国兵进行进行还击。

缅甸的房子是木结构，可以被子弹打穿，因此一连好多天晚上都不敢睡在室内，直到日军被肃清。日军被全部消灭，美国手术队便撤走，临别前，大家依依不舍，互相留下通讯地址，两位上尉还赠送卫生队一些药品和医疗器械。我们在148期间，伙食吃得较好，原来肖队长有一套办法：他每到一处便找来当地华侨，通过他们与当地老百姓用一军用物资换食品吃，他要我们以给伤员御寒的名义，通过两位美国上尉与美国空投丫要来七八个人造丝的降落伞，换来活牛，活鸡，蔬菜以及用竹筒盛的的，也请美军上尉与我们一同享受，两位上尉竖起大拇指说＂顶好＂，却不知这里面他们起到很大作用。

缅北战争结束后，我们从腊戎乘飞机飞回广西南宁，准备打广州湾。在行军途中（当时我在贵县）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50师便从广西梧州北船去广州受降.　当我们船队到达广州海珠桥时，桥上的老百姓自发地在桥上向我们欢呼，欢迎凯旋的军队，这热烈场面使我深受感动，至今难忘。在广州野战医院先后接收了四家日军医院，其中有中山大医学院，我们同学中，郭加强与易声禹在南宁时已被批准在广州岺南大学医学院借读。离队前还允许我们带去一些床，桌，椅等家具。我们开始准备返回成都，但从广州到重庆，飞机票要48000一张。当时我们每月津贴只有两仟多元，为了凑够买飞机票的钱，除了有条件的同学家中寄来一部分钱外，大家开始想尽一切办法凑钱，卖掉带去的家具（起到很大作用），以及发给我们的毛毯，还有一些从废品仓库中检来的废旧物资（这些东西接收大员们一点也不感兴趣），终于凑够了机票钱，得以返回学校继续读书。

建国后，我们８个人中有５人参军。我在华东军区总医院，最后又被调到济南军区的８８医院，开展脑外科工作。在动荡岁月中，虽然吃过一些苦，但因工作需要（我是脑外科负责人），一直干到69岁才被批准退休。

如今，92岁的我虽已脱离临床，但仍从事一些医疗资料的翻译.　我的女儿经常劝我不要做了，但我觉得翻译对锻炼头脑很有好处，仍继续翻译一些小的资料。除此，每天早上我还坚持英语名篇的背诵，远征军的这段经历成为家里人时常聊起的一段往事。

（感谢杭州志愿者团队采访并提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