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员及时间:雨伞,2012年7月13日)
姓名及出生年月:华金炉,男,1919年9月
部队番号:黄埔16期二总队辎重兵科
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江北街道华店村
我叫华金炉,出生于1919年的9月,现年93岁。在我四岁的时候,父亲死于非命,那时他才34岁,母亲25岁就守寡,白天靠帮人家织布晚上帮人家纺纱,才把我拉扯大。我8岁上学,到1939年,我在金华中学高中师范毕业。正值抗战开始的第二年,杭州也被日军占领。东阳因为隔着钱塘江尚未沦陷,浙江大学已经迁到贵州遵义,之江大学也迁到福建厦门改为厦门大学。
1939年8月,黄埔军校16期辎重兵科在六个地方招生(浙江金华、江西上饶、湖南长沙、衡阳、四川重庆、成都)计划招生120人。我因日军入侵,义愤填膺,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16期辎重兵科。到黄埔注定是一场艰难的道路。第三战区司令部设在上饶,我们从金华出发,40多名学生连带部分家属共60多人,当时带队领导邓振铎(江西人,黄埔六期)请求派人发货车到广西河池,结果,第三战区交通处长周永年(东洋人,原斯立部下,斯立时任辎重兵学校教育长,黄埔军校辎重兵科的学生由辎重兵学校代为培训),周表示无能为力。在邓振铎多次交涉下,周永年同意派了两辆汽车,当时已经进入抗战第二年了,一路上危险重重,日军飞机看到军用汽车就不停的轰炸。为了安全起见,邓振铎建议我们不走大路改走小路,于是我们越过大庾岭、梅岭到广东韶关,到韶关后坐车经柳州到广西河池。(一路上为了躲避飞机轰炸,我们走走停停有过了十几天才到达河池。)当时河池中学的大礼堂空在那里,但老百姓就是不肯让我们休息,邓队长跟他们县长交涉,拿出签有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和教育长斯立的文件,县长还诡辩到:我们只知道有白司令(白崇禧)和李主席(李宗仁),其他人员不认识。但最终还是看在我们这群学生兵都不怕死要打鬼子的份上,他们还是让我们在礼堂里停留了5天。此后到贵州贵定县沿山镇,在离镇里3里路的一个叫蒲头的地方,正好这里有个庙,把里面的塑像都搬走,3间厅做宿舍。另外搭建两排房子一边是办公室一边是教室。我们就在这偏僻的小山镇,如此简陋的教室里学习了许多军人必须具备的基本动作及通讯作战等六大课程。第二年到龙里校本部,主要学习汽车驾驶及指挥军队对后勤物资的运输等。学习的时间原来定为三年,因抗战低级干部伤亡很大,需要补充干部,遂改为一年半就提前毕业了。我因为在黄埔军校受训时,品学均优,被留校当第17期学生队区队长。(备注:黄埔第十六期辎重科有115人,留校6人,其中一个就是华金炉)17期学员毕业后。我又来到金华上饶招考第18期的学生,然后再回到贵州贵定沿山镇任第18期学生队区队长,这批学生尚未毕业,我又被奉调到贵州毕节汽车驾驶员教育第二团第二营第四连任上尉排长,后荣升为第六连连附(即副连长)。
抗战胜利后,汽车驾驶兵训练团改为辎重兵汽车第九团,我被分配在第9团第2营第4连任上尉连长,迁驻在贵州贵阳。我没有在前线跟日军打过仗,抗战期间都是在后方训练汽车驾驶兵和辎重兵的下级干部。解放后我回到了原籍东阳六石乡,参加了土改,土改结束后在六石乡任小学老师。老伴去年去世,我有2个儿子,对我很孝顺,现在我也有退休金3200元,晚年生活还不错,欢迎你们经常来看我。
(感谢东阳志愿者团队采访并提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