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7月16日《钱江晚报》A6版和A4版整版报道浙江地区抗战老兵钱青(浙江001)及王韦（浙江427）事迹及志愿者关爱老兵情况，“抗战老兵：当年我们为国而战”，“关爱老兵，其实是在与时间赛跑”。感谢@钱江晚报 报道，让我们一起寻找到更多抗战老兵。http://t.cn/zQbygys http://t.cn/zQbz1wN
民政部重申对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社会福利保障政策
我们在探寻老兵的路上，听到了感谢看到了困顿感受到了酸楚
抗战老兵：当年我们为国而战
本报首席记者 肖菁 本报记者 吴崇远 文/摄
整整一个甲子的漫长岁月，如今在钱青口中成了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回忆给人听的“故事”。这些“故事”，惊心动魄跌宕起伏悲壮凄惨。
我们听钱青说“故事”，是在一个午后：刺眼的阳光和暑热大喇喇地从敞开的窗户里灌进来，老人不舍得开空调，电扇吱吱呀呀转着，“那是1940年，炮弹啸叫着从我头顶飞过……”
这是真实的历史吗，岁月至此，老人还想要什么、最想要什么？可能就像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曾引用的他父亲形容二战老兵心境的话一样：“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怕被遗忘。”
近日，民政部正式答复全国人大代表王敏刚“关爱抗战老兵”议案，并在依托现有保障制度下发了通知：一是再次重申将符合条件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相应保障范围，优先优惠送入敬老院、福利院；二是支持、鼓励、引导社会组织，通过社会捐助等适当形式，对其进行帮扶救助；三是建议当地党委、政府对他们在政治上、生活上予以关心和照顾。
是否该为老兵当年紧握钢枪的手，换上一束康乃馨？这个问题似乎找到了答案。
就在我们探寻老兵的路上，陪同的志愿者接到德清来电，一位94岁的抗战女兵快不行了。打电话来的是她的子女，子女要求志愿者去给母亲做临终关怀，让她平静逝去。
96岁的钱青：
当年我是为国而战
老兵档案：钱青出生于1917年，20岁时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16期炮兵科。1940年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26集团军75军。现在老人居住在孩儿巷的一个12平方米的孤套中。
前一秒还在说笑的兄弟
转眼灰飞烟灭
钱青出生于1917年。
他们家的老宅就在今天北山路曲院风荷隔壁江南名石苑的位置，一度林风眠等都是老宅房客。
1936年，19岁的钱青考入复旦新闻系。第二年，山河破碎，七七事变，20岁的热血男儿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16期炮兵科。1940年被分配到当年父亲任团长的、由浙二师演变的国民革命军26集团军75军。这是一支基本上全部由浙江籍的战士组成的军队。
在钱青的回忆里，影片中战争之惨烈远不及真实的历史。“大型战役，都是炮兵先上，双方炮弹往来一番后，步兵出。”钱青说，“炮兵小伤少，大伤多，刚才还在说笑的兄弟转眼间灰飞烟灭。”
当年的国军设备还算精良，用的是德国施耐德炮，还有克虏伯战防炮，但是数量不够，而日本鬼子装备好，训练有素，使得每一场都是血战也是硬仗。
比如有“中国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称的枣宜之战（枣阳、宜昌）。宜昌素有“川鄂咽喉”之称，一旦失守，日本将深入抗战腹地，是以恶战。
说到这里，96岁的老人两眼放光，枯瘦的手臂大幅度地比划起来：“小日本的碉堡是建立在地面之下，前面一个大堡，后面连着30余个小堡，各堡之间有地道相连。”
残酷的战场上，堡垒前的中国战士的尸体倒成一片。
而堡内日军的尸体脚踝上锁着铁链，铁链钉在地上，“只能战死，不能逃离”。可想而知，当年的作战难度有多大。
他想说
当年我是为国而战
如果人的一生可以分为上下篇的话，钱青这96年的岁月泾渭分明。
上半辈子热血青年戎马生涯。至内战时，他离开前线回杭，当了一个军械仓库的管理员。
他说，内战违背了他当年参军的原则。
1949年解放在即，钱青把仓库里数万颗炮弹全部交给解放军。随后的那段岁月，钱青不愿多提。
86岁那年，老人开始写回忆录，“心绞痛，泪纵横，笔千斤，如今白鬓苍苍，独对孤灯，人生如梦，总有醒时”，回忆录终究没有写下去。
现在老人居住在孩儿巷的一个12平方米的孤套中，他说感谢党最后帮他落实了退休，目前他每月有2000多元的退休金。在目前尚在人间的抗战老兵中，算生活不错的。
老人说，自己看到了民政部的回应。“我只想说，当年我参加的是国民革命军，是国家的军队，我是为国而战。”
94岁的王韦：
老兵不死，只是近凋零
老兵档案：1939年，王韦瞒着家人，自愿报名参军报国，加入了当时的74军51师政工团。
病榻上的她喃喃自语：
敌人快来了，你们赶紧撤退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我们是通过志愿者才得以联系上钱青老人，而这些国民党抗战老兵的现状，志愿者们掌握得最为全面。
就在我们还在钱老家中采访的时候，志愿者吴缘打来电话，德清老兵王韦快不行了。
王韦是尚在世的为数不多的女兵，她躺在位于德清县小女儿家中的卧室里，盖着薄被，满脸沟壑，目光无神，嘴里不时地发出痛苦的呻吟。
“母亲身体不太好，因病卧床已有多年，基本上听不见声音了，眼睛也看不清东西，全身都是病。”儿子潘国强叹息。
“我母亲每个月的所有经济来源就是靠一本起义证书领取的600元补贴。”儿子拿出了这本“红本本”，这是一本红色的起义人员证明书，是1985年时南京军区颁发的，上面写着：王韦同志于1949年5月在上海起义，特此证明。
见到有人来探望，王韦张着嘴，喃喃自语：“敌人快来了，你们赶紧撤退吧，快从大门出去！”
战火纷飞的往事，在王韦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周围的人都沉默不语。二女儿拿出了一张母亲多年前的一寸照，相片中的老人精神抖擞，笑容和蔼。
社会上
几乎没人知道这位抗战老兵
1920年1月，王韦出生在安徽安庆。她家境还算不错，童年幸福。
1939年，抗战爆发已经两年，当时有抗日部队经过家门口，王韦瞒着家人，自愿报名参军报国，加入了当时的74军51师政工团。
此后，作为政工团台柱子的王韦跟着部队走走停停，作为一名政工团队员，她并不扛枪上阵，也不拿刀拼鬼子，而是用自己的歌声慰问受伤的战友，号召热血青年加入抗战的队伍中来。
1945年，王韦在南京见证了日本战败投降。
1949年5月，正值解放战争的末期，王韦在上海起义，家中的那本红色的起义证明记录着一切。
现在，王韦住在德清二女儿的家里。儿女们担心的是，社会上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曾经的抗战老兵。
“母亲从杭州来到德清以后就没有工作，后来靠起义证书，刚开始每个月14元，现在涨到600元，但是没有养老金和退休金，更没有医保。”儿子潘国强说，十多天前，老人在家中床边上摔了一跤，光是做检查就花了260多元。
“我只想说，当年我参加的是国民革命军，是国家的军队，我是为国而战。”
